作者：周明华

　　重庆北碚的年逾五旬的朱先生是低保人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史。2007年11月一天晚上，他所在社区的领导来到医院探望他，承诺帮助报销部分医疗费。朱先生听后情绪非常激动，并流下了眼泪，后因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破裂而死亡。当地法院认为，医院在已发现朱先生患有高血压的情况下，没有告知其应控制情绪，判决医院赔偿9万余元。(5月5日《重庆晚报》)

　　新医改方案不久前掀开面纱，“让人人能看病、看得起病”。然而，启动和实施具体方案，依然尚显步履沉重。特别是关于城市低层民众和广大农村的贫困者的医保问题，一直难以找到一个有效的政策切口。朱先生获得部分医疗费报销都高兴至此，可见我们社会“就医断面”上已明显呈现不公的元素。

　　这是社会的悲哀，如果医保等社会福利体系是公平、完善的，朱先生就不可能激动到这个份上。虽然中国百姓素以朴实、知足、可爱、忠厚著称，但面对如此辛酸镜头，我们又怎能不 “欲语泪先流”呢？低保户在大病面前，已无路可寻，惟一能巴望的还是政府。当今医药、医疗费虚高，百姓就医难，可谓从朱先生 “高兴死”的辛酸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即便新医改方案面世，也无法短期内改变低层公众的看病难问题。

　　公民的生命安康，系牵一个民族兴举之本，与危及生命健康的疾病作战，不是进医院，而是靠百姓的沮丧与无奈，悲怆夫妇相缚投河自断，父子无奈抓阄决断谁先治病，低保户“为医疗费能报销高兴死”……遗憾的是，面对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我们社会尽快扭转这一局面的合力并未形成，真正解决医卫资源不公、干群就医待遇不公等的强有力措施仍在没完没了地摸索，似乎永远难以砸破这一制度性瓶颈。

　　在需要财政之手伸至贫者病床前时，我们耳边总会响起“国家不富、财力不济”之声，仿佛这种推诿之词是一张万能膏药，可以贴住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伤口似的。让人纳闷的是，既然财力有限，那么在“三公”消费上就该节省才对，但我们看到的却是 “红头文件派酒”、“红头文件发烟”等荒唐新闻，读到的却是张家港一行8人豪华公款出国游，动辄花销20多万财政金的丑闻……该彻底清查“三公”消费了，该制度性拯救孤寂地躺在病床上无钱治病的贫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