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 

　　这是一起当前颇为流行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作为原告的深圳人陈某，因不服福田区人民法院在2009年2月作出的一审判决，随后递交了上诉状。有意思的是，在其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栏，他仅仅填写了一个字：“操”。

　　承办法官告诉他，这么做系违法行为，必须到法院说明情况并加以修改。但陈某既不解释，亦明确拒绝修改。福田区法院遂判定，陈某在诉讼文书当中使用粗俗下流的语言，侮辱司法工作人员，且无悔改之意，其行为已经对民事诉讼构成严重妨碍，依《民事诉讼法》，决定对陈某实施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一个“操”字换来了十五天人身自由的丧失，如此发泄怒火值不值另当别论。单说陈某此举，分明呈现出司法的尴尬。一方面，在遭遇不公正的判决以后，他仍然选择信任法律程序，而没有像某些勇士那样使用“武器的批判”对付社会之恶，甚至未曾采纳将案情诉诸媒体，通过舆论权力来鼓噪声势这种越来越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终南捷径。但在另一方面，他的上诉状更像是一个沉重的玩笑，一种嘲讽和报复：“操”所书写的对一审判决的愤懑，以及此后的非暴力不合作，将严肃的上诉行为黑色幽默化。

　　我觉得陈某的心理，可以代表部分国人的心态。他们觉得，法律实现的正义也会有水分，但除了法律，他们又没有其他依靠。他们对法律既爱又恨，爱恨交加，则把法律推上了尴尬的位置，那是神龛，亦是祭坛。而且，司法权在一些地方或多或少又受到行政权的影响，本身就无比尴尬。这双重尴尬，经不起一个大写的“操”字轻轻一击，厚脸皮就被剥了下来。

　　化解尴尬，需要幽默感。可一些“自动售货机化”的地方法官从来就不懂幽默，无论是穿军装，还是穿法袍。对陈某的十五日拘留，体现了福田区法院严阵以待的决心。不过，越是严肃，越容易产生戏剧效果，开始是一幕闹剧，最后却变成一幕悲剧。

　　笔者认为，拘留不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福田区法院完全可以退回上诉状而不做任何惩处，这相当于以冷藏的方法对待原告热烈的嘲讽。陈某的愤怒总有熄火的时刻。上诉审还是有很大可能回归法官所熟悉的运行通道。

　　换作有制度智慧的法官，甚至可以更大胆一点，直接受理此上诉状。“操”字为什么不能作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呢。要知道，连“不折腾”都可以写入国家政策的。人民使用的语言随时代的滚滚车轮而俱进，法律难道要独驾老牛破车踯躅于黄昏？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问题。在庭上，两造的律师激烈辩论，如果不小心说出了粗话，法官怎么办，每一次都要判蔑视法庭罪？看西方的法律电影，有时庭上脏字乱飞，一身黑衣的法官顶多敲两下法槌以示警告，这不是为展现他们的包容心，反倒可以印证一句俗语，叫“话糙理不糙”。法律首先讲求法理，至于语言，则在其次。

　　法律语言是个大问题。在古典司法时代，审判者能够以诗歌的形式书写判决，这在今日中国怎么可能想象。司法话语已经被政治话语严重同化，判决书写得八股味道十足，不忍卒读的同时，还损害着法治观念的传播与普及，以致民众心中的法律，一直是一副刻板的面目。西方法官可以把判决书写成理性而优雅的法律随笔，甚至还整理出了一部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法典》。这一点，恐怕不仅由司法传统上的差异所决定，还涉及对现代法律精神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宽容程度的高下。

　　“操”字应不应该成为法律语言，这也许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操”字所引来的十五日的囹圄之灾，就有可能演化为其他问题。

　　不雅上诉状的背后，或许是不雅的司法困境。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