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国内众多学者和评论家对此进行了评论，就像看《红楼梦》一样，见仁见智各抒已见，不同派别、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从同一事件中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内容。令人失望的是，一些自视深刻的评论家，想从卢武铉的死中，阐释出一种与众不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独特认知”来，故作深沉地追寻着本质，却忽略了对“简单现象”的关注：一个与我们一样的生命逝去了。

　　围绕着卢武铉的自杀，各种各样的阐释充盈舆论空间。痛恨腐败者将其阐释为有着极强政治耻感的道德典型，借此批判许多贪官的厚颜无耻，言下之意你为什么不去死(我非常反感这种看似正义实则冷血的思维，无论如何，卢武铉并不是一个榜样)。宪政论者将其阐释为亚洲民主制度的失败，认为那种官商纠缠的民主体制隐含着许多致命的东西，借此批判权贵资本主义。自由派认为韩国体制有现任对前任进行调查，以巩固自身地位的陋习，卢武铉是这种权威主义的牺牲品。民主派借此攻击现政权，保守派大谈精英与平民之争……在这些阐释里，不乏借题发挥，将卢武铉的自杀当成了一次兜售和贩卖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学术观点的机会，当成浇灌自己胸中块垒、发泄自身愤懑的工具。

　　死亡本身显得微不足道，生命的逝去视而不见，自杀作为一种病态，被忽略和消解了——阐释的狂欢中，卢武铉已经没有了，剩下的是各种飘荡在喧嚣舆论空气中的意义和价值。

　　脱离事实本身而添加过多阐释，远离现象世界、真实世界的过度阐释，已经成为舆论的一种流行病。这在邓玉娇事件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邓玉娇杀人，原本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可在诸种阐释的发酵中，它渐渐失去了本来面貌。有人将其阐释为淫官欺压民女、民女愤而反抗的古典标本，有人将其阐释为基层官员无法无天地欺压良民的典型标本，有人将其阐释为基层政权官官相护陷害一个平民的标本。有人借此发泄对政府和公权力的不满，有人借此表达对社会分裂和阶层对立的忧虑。其实，一个连股级都算不上的基层干部，跟官员这个符号有多大关连？铺天盖地的相关评论中充斥着这样的字眼：折射、暴露、凸显、彰显、体现、警示、隐含、蕴藏——这些带着浓厚阐释意味的语词，包含着一种判断倾向：不是尽可能地去尊重真相和事实，而是尽可能地在诸种抽象的阐释中远离真实。

　　自由派、民主派、宪政派、民权派、法治派、激进派、民粹派、网愤派、左派、右派、蛋黄派，每一个派别都在用自己的派系观点阐述对邓玉娇案的理解，把自己的学术观点、成见以及积蓄的愤懑添加到邓玉娇案中，甚至用偏见和想象的有色眼镜去剪裁事实，玩弄文字游戏，挑动某种情绪，刺激某种仇恨。很少有人能超越诸种意识形态的歧见和情绪的陷阱，努力还原邓玉娇案的事实，在尊重法律事实中作出理性的判断。连本该冷静、理性地扮演“还原事实”角色的律师，也一点儿都不冷静，把自己扮成了一个为民申冤的斗士，为某种情绪推波助澜。

　　邓贵大是“死有余辜的淫官”，他死后的那个残破家庭，无辜的妻儿，都不应该被同情；邓玉娇是“正当防卫的烈女”，她的行为理所当然——当阐释变成狂欢，事件及其当事人就被贴上标签和符号，本原的事实和现象就没多少人愿意关注了。阐释的狂欢中涌动着仇恨、对立、报复，舆论的审判中弥漫着亢奋和革命的狂躁。

　　对于不同的事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舆论也会自然而然地“透过现象看本质”。但一切的前提是，回到本原，尊重事实，用正确的逻辑看待世界。但在当下这个狂躁、激进、喧嚣的时代，这却是非常稀缺的品质！那些招摇撞骗、装神弄鬼的阐释者，喋喋不休、天花乱坠的阐释者，暗怀鬼胎、为利益代言的阐释者，故作高深、假扮道学的阐释者，还有把阐释当作饭碗的阐释者，他们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名义谋杀着现象，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多少混乱，让许多本来很简单的东西变得异常复杂。

　　我反对那种独霸阐释权的舆论专制，但我同样反对那种离事实太远、用派系偏见涂抹现实的胡乱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