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九器

　　几经波折、跌宕起伏的“邓玉娇案”，终于侦查终结，依法向检方移送审查起诉，在法治层面完成了初步的“盖棺论定”。

　　从“涉嫌故意杀人”到“防卫过当”……邓玉娇案似乎进行了一次皆大欢喜的转身，更似乎成为民意吁求的“必然结果”。但是，众口一词代替不了规则理性，舆论风暴淹没不了法治独立，即使邓玉娇案的最终侦查结果合乎民意预期，礼享尊严的也应是法治的理性和独立。

　　人心所向、民意所指，常常并非最终走向真相的殿堂，此般情形下，民意的最大意义并非正义的化身和代言，更多是通过言论表达不断博弈，从而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和矫正力量，打开一扇通往真相之路。越是人声鼎沸、越是群情激越，则越需要警惕舆论场的“一边倒”和理智失衡，越需要不同声音的博弈，唯不同中方蕴含着现实的差异、博弈中方强化着科学的逻辑。

　　我们希望邓玉娇案的“盖棺论定”是博弈的结果、逻辑的结果、理性的结果。因为，对正义而言，博弈、逻辑、理性才是真正靠得住的规则基础，毕竟群体心理学以无数案例验证：集体民意往往是善变的、不稳定的、冲动的，即使带有无限的正义初衷，也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非正义结果。由此，民意不一定完全就是正义，往往只是实现正义的一种重要推力或动力。

　　所以，邓玉娇案身上黏附、捆绑的一切舆论纷扰、民意表达，必须以推动事件向理性、合法的程序轨道行进为己任。所以，邓玉娇案的任何真相，只有在理性、独立、实事求是的司法调查路径下，才值得尊重、值得信任。

　　民意的言说，哪怕失之偏颇，也可以理解，自由表达的权利本在宪法框架内；公权和司法一时的犹豫和徘徊可以理解，舆论影响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毕竟仍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需要继续明晰的新鲜事物。民意在言说中找寻理性、遵循逻辑，司法在舆论中恪守独立、遵守程序，两者并行不悖，矛盾而共生，这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必需条件，邓玉娇事件与其说是诸多社会矛盾的一种体现，不如说是法治行进过程中一次必然发生的考验。

　　邓玉娇案尘埃落定已为时不远，激情终究要平静，风暴终究会停息，身兼“受害者”和“嫌犯”角色的邓玉娇，也必然要从漩涡中隐身而退，褪去民众和舆论编织的所有“光环”，包括一度被网民赐予的诸如“巴东烈女”的封号，从风口浪尖回归凡俗。

　　一个普通女孩，即使为其“过当”行为付出一定代价后，始终要生活，要幸福，要人情冷暖。来日方长，当一段痛苦与失落伴随良久后，需要卸下一个普通人不该承受的重负。这重负，包括残忍的记忆，也包括公众、舆论派发在她身上的所有“溢美之词”、“追捧之词”。

　　消除那段记忆，我们无以为助，但拒绝 “捧杀之弊”，我们却唾手可做——— 只要她在回复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们就不要像“追星”一样捕风捉影，让她站在聚光灯下、话筒口前，让伤疤一次次地被揭开，在民众唏嘘慨叹中完成一次次不人道的猎奇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