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志疆

　　既然全盘改革户籍制度一时难以实现，那么，逐渐剥离户籍制度所附加的福利不失为有效的措施。如果一切社会资源都可以通过平等竞争得到，那么户口本身的含金量将大大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中指出，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他建议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即可共享(《新京报》6月2日)。

　　作为国际通行的人口管理办法之一，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以及方便社会治安。毋庸讳言，确立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曾经发挥出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划地而居”的户籍管理日渐成为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同时也造就了太多福利待遇的不公——令人痛心的“同命不同价”、屡禁不止的“高考移民”……哪一项不是因一纸附加了太多特权和功能的户口而起？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极不合理却又等级森严的户籍壁垒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民众待遇的不平等，承载了太多附加功能的户口本，也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凭借一纸户口改变今后的命运，所谓的“房奴”因此应运而生——他们不仅是在争取一套房子的居住权，更是在幻想着因此而争取到城市里一切平等的其他待遇。

　　制度设计的公正与公平，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改革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二元户籍制度日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尽管早在1998年7月底，国务院就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问题的意见》，出台了旨在改革“二元结构”户籍体制的新的户口管理政策，但时至今日，国内户籍改革总体进展依然缓慢，改革目标也远未实现。究其原因，附加于户口之中的各项福利待遇很难被一一剥离。在此背景下，尽管上海、广东等地区曾经尝试户籍改革，但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地区公共供给水平差异明显的背景下完全放开户籍管理，显然是一座城市难以承受之重，而只要仍然存有一定的“门槛”，则几乎不可避免要受到质疑。前不久，陕西省神木县因“全民免费医疗”遭遇尴尬，几乎是可以预料的，如果有城市率先完全放开户籍管理制度，必然会面对与神木类似的困境——不仅城市本身的承载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而且对于政府财政也将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显然是某一座城市所无法独立解决的。

　　既然全盘改革户籍制度一时难以实现，那么，逐渐剥离户籍制度所附加的各项福利待遇就不失为一项有效的措施。实际上，户籍制度只是旨在依法搜集、确认、证明公民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载体，与其寄希望于某个城市单兵突进，不如致力于以制度的手段剔除户籍管理中的福利成分——如果一切社会资源都可以通过平等竞争得到，而不是依靠户口给予的身份获取，那么户口本身的含金量将大大降低，自然也就无需担心由此加剧外来者的相对被剥夺感，不仅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难度会减少很多，同时也更加有助于还原户籍制度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