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坚

　　提要    在金融大海啸的阴霾下，盖特纳对华态度的转变和访华的意图都是希望赢得中国政府的好感和积极的配合。

　　在全球化的今天，只要我们自己头脑不要发热，只要跟美国政府一样时时刻刻去选择最佳的救市方案，去寻找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中国一定能真正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一定能找到和美国交涉的最佳对策，也一定能渐渐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国战略。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近日以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的身份访问中国。它还会老调重弹吗？

　　记得在今年年初刚获得财长提名的他，曾断然认为中国“操纵汇率”，表现出将跟中国进行正面交涉的强硬立场。但是，4月份，在其领衔的美国财政部半年度汇率报告中，他又拒绝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而且，5月20日，他在参议院再次为放弃将中国纳入货币操纵者行列的决定辩护，称中国的汇率政策在过去两年已发生显著变化。那么，他180度的立场转弯说明了什么？是为了来华前“讨好”中国吗？还是另有“企图”？中国该如何出牌？有没有可能得到一个“双赢”的结局？我通过以下三点内容来阐述对此问题的看法：

　　美国政府在力图实行一个“最低成本的”救市计划

　　众所周知，从今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的救市政策跟中国刺激经济战略一样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中国从去年年底以货币政策及其放款银行体系流动性为主的救市行为，转变成以积极财政政策和与之对应的产业振兴计划为主的刺激经济复苏的“务实”方案，而美国则将单纯的降息政策转变成有针对性地剥离金融体系有毒资产的流动性注入的“务实”计划。显然，中美的救市目的都是防止本国经济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不要出现硬着陆的风险——美国金融机构破产的传染效应是否会渗透到其实体经济健康运作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中国外需萎缩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下滑是否会导致银行体系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和由此引起的“脱媒现象”的问题。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最低成本获得救市资金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美联储如果不顾及需求者的保值和增值利益，完全可以转动它特有的印钞机，但是，通胀的风险，汇率贬值的风险和资本流出的风险就像一个无形的制衡力量压得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喘不过气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控制印钞行为，向美元资产富裕的国家直接和间接地借钱则是成本最小的救市融资方案。直接的效果，在于力劝中国政府把帮助美国政府挽救其经济看成是解决自己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增持美国国债是一个“短痛”，但它能够避免“长痛”。间接的效应是希望中国带头维持美元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霸主地位，只要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那么，出于保值和增值的目的，美元回流美国本土的概率要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流动”的可能性大。这就间接地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较好的融资条件。盖特纳身为美国财长，深谙此理，这种“屁股指挥脑袋”的无奈之举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盖特纳对华态度的转变和访华的意图都是希望赢得中国政府的好感和积极的配合。

　　于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和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要求，比起维持中国外汇储备流入美国的当务之急来讲，就有点“隔靴搔痒”，“远水不解近渴”的感觉。而且，跟中国这个美元富国“伤了和气”，效果将适得其反。所以，即使盖特纳“老调重弹”，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让中国感到美国政府在顶住国内压力，不计较这类伤和气的问题，显示出他们“宽容大度”的胸怀，从而在彼此之间产生几分友好的气氛有利于切入正题和解决核心的融资问题。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增值无法扭转美国双赤字的结构，而且，此时推动美国金融机构大举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也会对美国本土的就业和资本市场的稳定产生意料不到的负面效应。不过关于这类对中国经济敏感的问题，美国政府和中方交涉的战略有所变化，那就是强调双边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和义务分配(G2格局)，而且，为了更有利于得到好的谈判结果，中美战略对话在美方的建议下经济和政治分开来进行交涉，这将考验中国政府如何在分开的场合能够凝炼出统一的“中国声音”和果断的决策力。

　　盖特纳访华意在向中国政府解释“J曲线效应”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大海啸让我们看到：危机面前，任何国家的政府看重的是“稳定”，而不是经济过热时候强调的“效率”改善。但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和目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发展的格局下，这种求稳的救市行为都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对美国而言，保住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保持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同等重要，而且两者相辅相成，没有至今为止最庞大的美国金融体系支撑，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一定会在双赤字的不断严重的趋势下渐渐地衰弱；当然，没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环境，美国金融体系的强大就没有充实的“物质基础”。所以，盖特纳这次来华，就是亲自向中国领导人带来奥巴马的谢意和救市政策的诠释，也就是希望中国政府“十二万分放心”：通过“治理大萧条的全球著名专家”(达拉斯美联储主席费雪尔的原话)、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团队亲自推行的剥离有毒资产计划的成功运行，一定会将美国经济迅速摆脱危机的缠绕，中国债权国的利益从中长期来看一定能够从美国经济的复苏中获得财富效应。当然，现在会存在一个“J曲线效应”(它来自于贸易理论中，说得是“当一国汇率贬值后，由于价格效应的时滞性和前期合同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同时存在，所以，贸易逆差短期内会扩大”的现象)：由于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美国财政赤字短期内非但不减少，反而会增加，这背后也会伴随着短期内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下滑、美元贬值和通胀风险冲高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会随着今后美国救市的逐步成功和美国实体经济的日渐复苏慢慢消失。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口头承诺，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不扭转，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美国救市的“J曲线效应”就无法兑现。除非，美国金融体系的复苏再构建一个新的增长(将来也会走向泡沫及其崩溃)，那么，世界再回到以前的格局，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短、中期内很小。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迅速摆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一定会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损失会更加惨重。所以，要求美国政策的透明性和保持现有经济状况不再恶化将是我们唯一应对美国诉求的“次优选择”。中国政府国债结构的调整也显示了我们的这一立场，如果救市效果不明显，那么，中国脱美元化的战略就不会停止，它甚至包括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调整我们外储的币种结构。美国政府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也会千方百计地解决“双赤字”给他们造成的越来越大的麻烦。

　　中国的大国战略任重道远，而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中国的大国战略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看：

　　从供给面上讲，中国政府想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低端的不利格局，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挑战美国创新大国的地位，同时，通过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图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的附加价值，尤其是强化金融体系的战略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意图，更是在挑战现行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

　　从需求面上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能够给农民更多收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的“购物”愿望和规模都会十分明显；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的问题。再者，中国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上述产业政策和刺激内需的计划，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讨和尝试的方向。但是，无论是目前从供给面还是从需求面，这种大国战略和调整需要时间，无法马上带来十分明显的经济效应。

　　当然，一旦效果出现，供给和需求会相辅相成，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光有消费，不一定就能做强中国的企业，而光有生产力，也会因为缺乏市场、缺乏财富分配的话语权而无法进一步升级和发展。所以，今天我们谈得很多关于“自主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内需主导”等概念都是出于我们想从被动的出口导向的低附加价值的增长模式转变成主动的创新、标准设定导向的高附加价值增长模式所致。这是在挑战美国现有的霸权地位，尽管中国方面任重道远，还没有给今天的美国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美国会袖手旁观吗？

　　今天，中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大国战略是一个中长期需要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在短期内，尤其是目前如何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全球金融大海啸的困扰，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大国战略反而会让我们适得其反，事倍功半。显然，目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强化内需来挽救外需，而是看到中国区域差距给我们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来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为大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救市的效果，因为中国内需不贡献出来，美国贸易逆差就无法有效收窄，所以，一部分美国学者主张中国应该用消费者信贷的扩张来刺激内需的观点也反映了美国国内的立场。可是，这种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消费增长恰恰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这个“陷阱”我们当然不会跳下去！只要我们自己头脑不要发热，跟美国政府一样时时刻刻去选择最佳的救市方案，去寻找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中国一定能真正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一定能找到和美国交涉的最佳对策(虽然不要做两败俱伤的事情，但是双赢格局中也不能一直处于劣势的位置)，也一定能渐渐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国战略。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