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效仁

　　近日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被“双规”，据该县知情人士透露，其财产大概有2亿元。已公开的有限信息表明，县里众多矿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多被这位反贪局长“办”过。凡矿主，均需向其“进贡”，或遭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这颇让靠“双规”敛财而被称为“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的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相形见绌。(《每日经济新闻》6月25日)

　　我不禁想问，一个科级反贪局长凭什么聚敛多达两亿元的资财？

　　繁峙是一个矿产大县，已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钼、锌、硫铁、石灰岩、云母、褐煤等27种，矿点98处，其中金矿储量居山西省之首。该县近年矿难不断，不仅当地政府因掩盖事故真相受到过查处，还多次曝出收买记者以“封口”的丑闻。可见，当地滥采滥挖，超计划开采，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众多，手染矿工鲜血的黑心老板，为保住非法所得，自然会向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司法机构和各级“现官”“进贡”，“反贪局长”仅是其中一位“大仙”。

　　涉矿官员的屁股不干净，当然情愿以钱财买平安，心甘情愿受“敲诈”。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官员参股煤矿的治理也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屡下最后通碟，限于某年某月某日撤资撤股，可大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以至于一些矿产大县涉矿官员之众、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日甚一日，查不胜查。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接受反贪局长的“敲诈”，与其同流合污，要黑一块黑，如此才能多一方保护伞。

　　权力不受监督，权钱交易易如反掌。一个科级的反贪局局长在地方上其实不算很高位置，可反贪局直接承担着侦查贪污受贿等犯罪的职能，尽管其上有检察长，再之上有人大、党委和纪检委的监督，以及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但事实上这些监督却很难发挥其应有作用。一方面并未建立对反贪局局长等特殊人员的遴选机制，甚至反贪局局长的任用不须公开选拔、公示，也不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和述职，不用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于是成了机制内和机制外的监督空白。

　　另一方面，反贪局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自立、自侦、自捕、自诉、自撤，一权独大。这很容易让人自我骄纵，一些反贪局局长就喜欢自称“天下第一局”。这对于恶行累细的黑心矿主极具威慑力。自然，也给反贪局长权钱交易、上下其手提供了空间。像曾锦春那样动辄使出“双规”大棒，问题官员自然心虚，于是想方设法花钱消灾，巴不得早日脱身。正因为缺少制度性的监督和制约，曾锦春、穆新成们才如此胆大妄为，把一些官员玩弄于股掌，从而满足自己沟壑难填的贪欲。

　　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说过：“没有一种权力可能超出其法律限制而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和约束。”我们一些反贪局局长的权力，如果不受法律限制和其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要成为人民的忠诚卫士，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