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据四川省公安机关通报，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已告破。警方查明，此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已当场死亡。近百人伤亡，起因是一场“自杀式袭击”。

　　据查，张云良“长期不务正业”。2006年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2009年在女儿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后，张云良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6月4日，其与女儿通话时表示“明天我就没有了”、“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等内容。6月9日，其家人收到了张云良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悲剧发生近一个月，其间有不少反思。当纵火真相大白于天下，除了拥挤的车厢、丢失的安全锤，人们更在追问：为什么又有人精神崩溃了？而且又是以“与社会同归于尽”的方式自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种只图泄愤的同归于尽，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被攻击的目标，成为自杀者的“殉葬品”。

　　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当它开始急剧转型时，也是社会冲突频繁发生、社会心理危机大量涌现的时期。从失意农民工抢出租车撞王府井大街上的逛街者，到珠海泥头车撞学生事件；从惠州公交车司机驾车狂奔伤亡多人，到成都的“6·5”悲剧，近年来接连发生的街头悲剧，无不表明这个时代正在经历复杂的心理危机与社会危机。

　　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积累迅速，但同样不可回避的，是正在拉大的贫富差距，是有待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尚需完善的对底层群体的制度性扶持，是亟待强化的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精神。要知道，正是在挫折与绝望之间，在诱惑与无助之间，一些人才因失去爱与信仰，而同时失去直面日常挫折的平常心。经年累月的不如意更让他们自觉“被社会抛弃”，由此愤懑满怀，不惜以毁灭自己、祸及他人报复社会。

　　如何化解心理危机，政府与社会要有所作为。大而言之，如积极推进社区、农村、学校、企业等心理疏导机构建设，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等。与此同时，心理危机更离不开公民教育、生命教育。本着对他者权利的尊重，任何人，即使身处绝望之中，也不能以毁灭别人的生命，寻求心理慰藉或心理平衡。

　　至于社会危机，上述街头悲剧让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泄愤者对生命的漠然与对社会的仇恨。为了消弭这种针对社会的“漫无目的的仇恨”，就必须还社会以公正与温暖，务求在制度上使无力者有力，使悲观者前行。显然，对那些“潜在的绝望者”而言，只有有保障的权利才是最货真价实的公平与公正，才是对所有潜在的恶与恨的最有力防范。这也是为什么，具体到“6·5”公交车燃烧案，当人们知道犯罪嫌疑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女儿资助时，首先想到的是其养老金问题，以及他为什么那般绝望。

　　随时随地关注社会心理健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而跨越这场社会危机与心理危机的关键，仍在于以权利为公约的公民教育。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曾说过，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同理，一个真正成熟的公民，只会就自己应得的权利讨价还价、就事论事，而决不迁怒于他人，以剥夺或消灭他者的权利甚至生命权利宣泄心中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