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四川警方通报，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告破，乃人为故意纵火所致，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和其他26个生命一起，当时就被烈焰吞噬。74位伤者中，不少人将留下终身的残疾和心理阴影。

　　张云良为什么要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警方介绍说，今年62岁的张云良是苏州人，案发前暂住成都。他在老家时嗜赌，长期不务正业。2006年来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生活靠女儿资助。女儿因其又嫖又赌，减少了生活资助。于是他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案发前和女儿通话流露出作案动机，随后家人又收到他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听了警方的通报，很多人都会认为，那26名遇难者运气不好，碰到了一个社会败类。其实，如果把通报中那些带有道德谴责的贬义词变得中性一点，张云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家乡长期失业，异地谋生仍没找到出路；一旦女儿不给资助，生活立时陷入绝境；贫困导致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但是无以救治；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

　　我并非要为他开脱罪责，只是由此想到，社会上在绝境中挣扎的人，远不止他一个。我们是否可以多做一点事情，在他们彻底绝望之前让他们得到一些帮助，以避免更多无辜者“运气不好”受到伤害。

　　一个60多岁的人，失业了没有任何生活保障。也许张云良的确又嫖又赌，道德堕落，但是从警方的描述看，他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多年，为什么突然要去烧车呢？显然跟他的物质困境有关。同时，他也陷入了精神困境，灵魂在黑暗之中漫游。

　　这是我从此案中看到的第一个“人的绝境”。第二个已经有人谈到过，那就是当时那辆公交车熊熊燃烧时，那些乘客逃生无门，拥挤不堪，陷入了怎样的绝望之中？一大早出门去上班，去出游，去会友，竟遭此不测，除了悲叹呼号，他们还能做什么？

　　开始大家都抱怨车内没有救生锤，后来发现有几把。我们都坐过公交车，平心而论，有谁知道使用锤子逃生？一辆超载的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惊慌失措难免，但是假如我们得到过更多的训练，是否会稍微镇静一些，稍微有秩序一点，那样逃生的几率是不是更大？

　　我要说的是，在各个角落都可能藏匿着得不到救助的绝望者的城市里，我们的公共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又有多少安全保障？即便有了安全设施，是否有过逃生演习？从“5·12”地震中我们已经得知，有过演习的学校，学生存活的几率要大很多。我甚至怀疑，专业的司机有过多少临危反应的训练？我不敢责怪这个倒霉的司机，但是知道他跳车以后也没有想到办法砸开一块玻璃。

　　我想到的第三个“人的绝境”，来自网络中的一些舆论反应。有网友做了看起来比警方更专业更细致的分析，还有人跳出警方的材料，从新华网前后发布的两则报道中找到疑点。

　　自周老虎事件以来，网民中的“业余的专业人士”大展拳脚，对一些公共事件条分缕析，获得频频喝彩。为什么我用两个矛盾的词来称呼他们呢？因为从相关领域看，他们的确是专业人士。但是从社会职责上看，他们是业余爱好者，没有责任也没有报酬。他们及时而积极的表现十分抢眼，因而获得网络舆论的信任也与日俱增。而这种信任，原本应该是得留给那些真正的“责任专业部门”的。

　　一个社会为什么要设置公权力部门？就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无所不能，很多事情需要大家纳税凑钱来请一些有公义心的专业人士，授权他们去负责处理。他们的处理，理当赢得大家的信任，增进整体的社会信任。当不少人选择更相信网民中的“业余的专业人士”时，则说明我们的社会信任工程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