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刚桥

　　为实现对贿赂犯罪的均衡打击，对行贿者不能“有罪不诉”或“该究不究”，建议取消刑法第390条里的“免除处罚”条款。与此同时，考虑将已成为司法潜规则的“污点证人”制度合法化，鼓励行贿人走上法庭指控受贿官员。

　　7月19日《现代快报》援引来自司法机关的消息称，被称为“白宫书记”的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治安买官后大肆卖官，虽然其本人已被提起公诉，但向张治安买官者现在还稳坐在买来的官位上。

　　如果留心近年来曝出的一些买官卖官窝案，就会发现，作为行贿人的买官者很少被司法追究。每年在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受贿案件数字和行贿案件数字，也严重不成比例，前者远远高于后者。这一“严打”受贿、“宽纵”行贿的司法现状，被形象地称为“开着水龙头拖地”。受贿者判了，行贿者毫发无损，贿赂的发生照样进行。

　　2003年，原阜阳市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案发，公诉机关指控：1997年10月，时任谢桥镇书记的张治安送给他10万元，并向他提出职务升迁的要求，张治安后来如愿以偿。然而，公诉机关既已查实张治安有行贿行为，却没有相应的司法追诉，以致张治安在官途上越走越顺，造就更多刑事罪案。当年若行贿罪亦能“刑上张治安”，那将不但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也是对当地百姓乃至对张治安本人的解救。从间接责任上讲，举报人李国福之死，也与这宽严失据的司法现状有关。

　　受贿与行贿是一组对偶性的犯罪。之所以造成“严打”受贿而“宽纵”行贿的司法现状，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执法中的偏差。应当承认，受贿犯罪的查处确有其难点。为了使性质更恶劣的受贿能定案，检察机关往往以“宽纵行贿”换取行贿人的配合。但这种诉辩交易并不是都有法可依。刑法第390条只是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从实践看，多数行贿人是在受贿者东窗事发后，权衡再三才向侦查机关交待。

　　这种被动式的“交待”，在立法上给予“可以减轻处罚”的司法优待，是必要的。但对这种既遂的行贿犯罪，而且只是“在被追诉前”才“主动”(实则多为“被动”)交待的也“可以免除处罚”，这实则给了控方和裁判方以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上述条款也成了买官者在事实、证据皆确凿之下，却能被检方不起诉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实现对贿赂犯罪的均衡打击，对行贿者不能“有罪不诉”或“该究不究”，建议取消刑法第390条里的“免除处罚”条款。

　　立法层面的另一建议是，考虑将已成为司法潜规则的“污点证人”制度合法化。鼓励行贿人走上法庭指控受贿官员，并给予此类“污点证人”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制度诱惑。与其让潜规则大行其道，造成反腐败中的“选择性失明”与“选择性执法”，倒不如公开推行合法化的“污点证人”制度。当然，担任“污点证人”的行贿官员可以免罚，但不能免罪。只要官员有罪在身，就不能再让其担任公职。

　　此次媒体曝光的向“白宫书记”行贿的现任官员计有十余位之多，若当地司法机关真要放纵这些行贿者，不知道几年后，在这一“污点官员”群体中，又会出现多少“白宫书记”？

　　□王刚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