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禹

　　一个涉及侵害生命的公共事件爆发后，民间滋生一些情绪，在所难免。疏导这些情绪，除了做到行政透明，并妥善引导舆论，最终还将依靠法律。而法律，作为社会行为的基本准绳，也要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

　　杭州飙车者胡斌被当地法院判以交通肇事罪的最高量刑三年，仍引来大批网民不满。兰州一老汉向三十余辆闯红灯汽车拍砖，行为明显越界，却仍支持者甚众。一股“人车对立”的弥漫性情绪，在以上这类极端事件中，与现行法律条文和公民守法常识遥相对峙。

　　“人车对立”，曾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期里上演。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总有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有车族。然而，所谓“人车对立”，并不意味着富者与贫者的必然对立。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中等收入者大多具备了成为有车族的能力，他们是“橄榄形”社会中最庞大的“橄榄肚子”。虽然杭州飙车者带有“富二代”的某些特质，但兰州老汉砸的对象，显然以“橄榄肚子”居多。

　　那种将“人车对立”等同于“仇富心理”的判断，有一定的社会情绪基础，更多则来自于网络的放大和异化。“人车对立”的实质，仍是发生在车的行为与人的行为之间的矛盾。要疏解这个矛盾，不能试图去“妖魔化”那些买得起车的“富人”———那将消除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也不能简单地去试图直接遏制“仇富心理”———那将使疏解“人车对立”的愿望变得大而无当。

　　司法的进步，以及现代政府增强执法能力和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努力，才是疏解“人车对立”的正解。

　　一个涉及侵害生命的公共事件爆发后，民间滋生一些情绪，在所难免。疏导这些情绪，除了做到行政透明，并妥善引导舆论，最终还将依靠法律。而法律，作为社会行为的基本准绳，也要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体现出对当代人愈发重视公共安全这一心理变化的司法适应能力，在司法判断上做出积极的调试。这与维护司法的严肃性并不冲突，相反，能使法律手段成为疏解社会情绪的有效出口。

　　那些早就进入汽车社会的国家，大都在一段时期里爆发过“人车对立”，也都曾努力调校其司法尺度，对车与人的行为均做出更高标准的约束，尤其加大了对机动车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一旦出现类似于胡斌这样的飙车者，有足够明晰的法律条款让其对号入座，公众对肇事者的谴责、痛恨情绪，因法律“重典”的存在，而在第一时间内便能得到有效释放。

　　兰州老汉拍砖引来与常识相悖的叫好声，也说明某种情绪无法发泄，而渐被异化。老汉宣布要“保卫斑马线”，其实大家都知道，保卫斑马线，靠的是法律法规，而不是板砖。要疏解这类“人车对立”，需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提高执法能力，将纸上的法律条文，变成街头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律。我们都记得，北京城里的酒后驾车，一度是家常便饭。几年来北京警方从严执法，其效果现已显现。倘若对“酒驾”的法律惩戒力度能进一步加大，此顽症有望彻底攻克。

　　二是政府应努力向全体市民———无论有车者还是无车者，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那就是提供更便利、更多选择的出行方式，以及对违规车与违规人的劝诫和处罚，不能总是把无车人的路权越来越多地划归有车人。

　　车与人的关系就是这么有趣：在肆无忌惮的车前，人是弱势；在举着板砖的人前，车是弱势。北京公共交通体系这几年面貌一新后，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在驾车者与行人这两个角色间不断切换。这不仅使心理上的“人车对立”有了法律之外自我理解与释放的途径，也促进了车与人各行其道，和谐相处。

　　□杨禹(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