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近日，有湖南高考考生投诉，称湖南省教育厅发文要求省内高校照顾教职工子女。经记者调查，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多家湖南高校网站上，都可以看到该省教育厅5月下发的通知。该通知称，湖南省内普通高校教职工子女报考父母所在学校，且上了该校所在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可照顾录取。(新京报7月22日)

　　去年4月，新华社曾报道湖南省取消高校教职工子女升学福利的消息，笔者为此还撰写了一篇稿子，分析高校教职工子女升学福利为何难以取消，并赞扬湖南省教育厅迟到的“进步”，因为2005年教育部就曾明确规定，坚决不允许高考录取过程中降分录取本校教职工子女的现象。

　　今年这则消息，无疑让湖南省教育厅陷入尴尬境地：如果报道属实，湖南省教育厅去年5月就曾发过“要求省内高校照顾教职工子女”的通知，那么，湖南省去年4月发布取消教职工子女升学福利的消息就有欺上瞒下，愚弄舆论之嫌，对外宣称取消，应付上级和舆论，而内部依旧执行。当然，湖南省教育厅极有可能否认这种“动机”，那么，无论是去年5月，还是今年4月发出的“照顾令”，都无法摆脱这样的事实：高校教职工子女升学福利在湖南省内高校依旧，就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想动”也动不了。

　　这足以说明教职工子女升学福利政策的顽固。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局面，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高校的既得利益很难撼动，教职工子女的升学福利，是高校的既得利益之一，此前坚持多年，突然要取消，必然“伤害”正有子女升学的教职工，往往当事教职工工会以以往学校领导、其他教职工都曾享受这种福利，来拒绝接受这种新政，而对于这些教职工，学校领导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往往颇为“理解”，政策也就无限期推迟。

　　二是对于公办院校，社会力量没有参与办学决策的途径。与国外公立大学，有由政府官员、议员、社会贤达、校友、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的学校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不同的是，我国高校由上级行政部门垂直管理，校内也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行政部门官员和学校领导的意志，直接左右学校政策。本来，大学在理事会制定战略之后，具体怎样执行战略决策，完全属于学校内部事务，学校办学者(由理事会聘任的校长，以及对理事会负责的教授会)有办学自主权；而现在由于没有这样的管理和决策机制，社会舆论总对大学的发展决策不满，陷入既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体现对公立学校办学决策的参与，又涉嫌干涉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两难处境。如果有社会力量参与公立大学办学的管理制度，那么，教职工子女的升学福利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在公立大学得以实现。在美国，只有少数私立大学才有针对校友子女的录取优惠政策，而且，这些学校实行宽进严出的教育管理模式。

　　教职工子女升学福利难取消，所暴露的高等教育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在教育部已有明令的情况下，对于这样的既得利益都无法撼动，那么，对于涉及一干行政人员行政级别、众多大学行政机构人员饭碗的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又怎能推进？对于明显有违教育公平的升学福利，社会舆论都难以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那么对于其他关于大学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社会力量又如何能参与学校的发展战略决策？

　　突破以上困境，正在于打破既得利益者自身主导改革的模式——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教育主管部门，其实都是升学福利的既得利益者——要建立新型的高校管理制度，改变政府与高校的隶属关系，改革高校内部治理机构，探索建立公立大学的理事会治理机构，赋予理事会对学校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的权力，由此，高校的办学决策才能在纳税人代表、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下，更为公正；教育的发展，也才能既保持学校的特色，又符合社会需要。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