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想有个好工作，就得上一个好大学，之前就得上重点高中，再之前就得上重点初中、重点小学，甚至重点幼儿园。这不但加大了学生负担，也使家长感到沉重的压力，舆论怨声载道。
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多项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决定》还进一步提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
顶层设计虽然提出了，但其本质是什么？从本质出发，具体的方向，实施措施是什么，这些可以进一步思考。
建国初期，对各行业人才的需求都很大，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953年，政治局全会决定“要办重点中学”。“文革”期间，教育受冲击严重，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这个指示，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教育业是积极的，从观念上说，也是“精英教育”取代“白卷英雄”思维，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基础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公平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学龄儿童就近入学，但重点中学却导致愈演愈烈的择校竞争与应试教育，严重损害了公平。到了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不过，示范校等形式仍然是一种“没有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制度”。
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源于计划经济下的计划思维，不过，其本质却是市场的。在市场中，任何产品的供给都是分层的，教育产品也不例外。如果教育完全由市场供给，社会竞争的压力必然传导到教育系统中，竞争之中必然产生学校的分级，所以，重点中学是一个必然出现的现象。
与直觉不同，考试权重大的制度设计都是有利于弱势家庭的。不管是高考，还是重点中学、重点班，这类机制，从小考到大，学生自身素质权重就更大，实际上削弱了家长资源的权重，削弱世代间的优势传递。从代际人际资本的传递来看，削弱了阶层固化的力量，有助于较低阶层的向上流动，而且，对总体人力资源的质量提高也有贡献，体现了市场机制伴随的效率特征。所以，并不是一个坏的制度安排——当然，其前提是筛选公平。
从另一个角度看，教育系统的竞争性源于市场竞争。市场中、职场中，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有先当了手段(工作)才能成为目的(消费)。比如，不敢与顾客争吵的服务员就被压抑了人性，并因此得到工资。所以，教育系统中的反人性，本质上源于市场把人当成手段。
那么从重点中学的市场本质，不难理解，取消重点中学、重点班，其本质是削弱教育系统的市场特性，使我们的教育系统有更多的公平，同时少了效率，本质上是反市场的。实际上，教育部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中学制度后，各种形式的变相重点学校制度依然存在，择校痛苦依然存在的原因就在于重点中学的市场性质所带来的顽强性。
不过，这种反市场却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因为取消重点中学的目的在于，延缓社会竞争压力向低龄段扩展，降低低年级的负担，给童年留一些空间。而且，重点学校制度的不公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官办的竞争性教育系统里也导致了寻租与腐败。所以，取消重点中学是大势所趋。
那么，该如何在现行教育系统中进行一场反市场行动呢？还是从市场的本质竞争出发。
重点学校的优势在于有较好的教学质量，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学校集聚了较好的生源，但是，生源是因为老师才聚集于好学校，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重点学校的优势，主要还是好教师的聚集。所以，一个很明显的步骤是教师资源的平均分配。此次《决定》中也提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当教师资源更平均之后，重点就消失了。当然，教师资源的平均化、轮岗制度，必然对现行的教师考核就提出更精细化的要求。只有在更精细化的度量之上，才能建立起合理的教师资源调配。
学生对重点中学的竞争，一个潜在的目的就是自身获取教育预算的最大化，所以，取消教育系统的竞争性，更大层面上来源于教育预算的平均化。重点中学的竞争，很大程度在竞争教育当局的补贴，更好的老师、更好的校舍、更好的实验室都源于更多的补贴。当补贴分配不平均的时候，就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同时，择校的痛苦与官员的寻租都出现了。
当重点中学实质上消失，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了，学生就无追求重点的必要，学生的负担也被釜底抽薪，从根子上解决，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也达到了。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学校没有动力去提升质量，在削弱教育系统竞争性的同时，又如何保持学校对质量的追求呢？
好教师除了通过自身更高质量的教学获得更高的工资外，教育系统的各级官员，也通过“企业家才能”运作他们，把他们“打包”到一个学校，产生规模效应，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租值，最后，这个租值一部分被老师得到——这也是重点中学有能力挖大优秀老师的原因，而另一部分租值则通过各种形式流向了学区房、校长、官员。有趣的是，打包老师获取额外价值的这个过程，也反映出了重点中学的企业性质，以及其必然的市场性与效率性。
老师的努力动机来源于自身能获取更好报酬，即便重点中学制度取消，一部分因为组合优秀老师产生的租值消失了，但老师本身，只要得到合理激励，老师仍然会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所以，在详细的、科学的考评机制下，老师仍然会积极提高教学质量，这等于把竞争直接放在老师层面，而不放在学校层面。当优秀老师成长起来之后，在平均分配教师资源，轮岗制度之下，他就有可能被调配到其他弱势学校，但其薪酬并不会变少，甚至可能变高。也就是说，好老师的租值仅仅能由老师自己获得，由教育当局的预算直接支付，学校得不到，学区房主更得不到。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重点中学的市场性质是明显的，效率也是明显的，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还孩子一个童年，但是，学习本身注定是艰苦的，所以，一味营造温室也是不明智的。如果说低龄儿童的确需要保护的话，那么，到高中阶段，十六七岁的少年们应该足以应付高考的强度。所以，为了高考较高的筛选效率，高中阶段的重点中学制度并无取消必要，这或可交给市场完成。也不必太担心寒门子弟无钱上学，毕竟优秀的学生与优秀的老师，对学校经营者都是宝贵的。■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
（原标题：教育系统如何“反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