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金融空转”风险上升，人民币“外升内贬”等压力，在总量货币政策难有作为的大背景下，必须创新货币调控新思路，加大金融体制创新，真正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2013年以来，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和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反差，表现出明显的“避实就虚”倾向：一方面，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下降，周转率降低；而另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下滑，债务比率上升，银行隐性不良资产风险也开始抬头。
而从全球货币环境看，利率“外低内高”，也加剧人民币“外升内贬”和国际资本套利风险。当前，全球普遍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环境，但国内利率却出现大幅上升，国内的钱变得更贵了。境内外正利差进一步刺激套利资本流入国内，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和输入性通胀。
这对传统货币调控手段形成了新的重大挑战。如果不收紧流动性，资产泡沫风险可能难以遏制；如果政策紧缩，又可能使并不稳定的经济复苏基础动摇，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一方面，在通胀仍温和回升，特别是跨境资金流入以及人民币持续强势推升地产价格升值预期的大背景下，央行可能会开始收紧信贷“总阀门”。而另一方面，对习惯于监测M2增速和贷款额度的央行而言，当前控制流动性和信贷条件已变得更加困难。货币当局需要避免金融“去杠杆化”过猛，考虑到明年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可能成为影响全球流动性格局的最大变量，货币政策在平衡国际与国内、实体与金融之间几乎没有多少政策空间。
在这种压力下，中国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更多运用结构性和功能性政策。结构性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对冲”改革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必须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灵活使用再贴现、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SLF)、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
其实，中国货币存量并不少，但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因此，必须更多引导中长期资金进入经济发展需要长期资金的领域，如城镇化进程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融资等领域，其关键是设法稳定这部分中长期的优质资金，提高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并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为突破口，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拓展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一是发展“小微金融”。借鉴国外小微金融机构发展的成功案例，研究以“联保贷款”为代表的信贷产品；建立对口的小微金融机构，针对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短、频、急，缺乏有效抵押物等特点设计相应的金融产品；针对小微金融机构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广等特点，探索用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扁平式监管模式取代现有的银行业垂直监管模式。
二是发展“科技金融”。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建立起更加有利于经济升级，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针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拓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在引导科技金融创新方面的协调运用，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优化配套措施。
三是发展“供应链金融”。加快产业组织创新，强化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合作，重点发展类似于日韩德等国家那样的“供应链金融”。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创新，围绕着供应链管理，建立集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和资金服务为一体的供应链第三方综合物流金融中介公司，降低全供应链的运作成本，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竞争优势。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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