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禹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这句话，在很多人眼里，不仅文风生动，而且“相当浪漫”。谈城镇化，确实需要点儿情怀。不过，这“乡愁”里艰难的利益调整，一点儿都不浪漫。
中国的城镇化其实是个不断吃亏的过程。不吃够了亏，有些转折就无法发生。过去十几年，中央一直在提“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但在现实中，我们却走出了一条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优先发展、重点发展之路。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们曾把“城市文明”跟“大城市文明”画了等号，觉得只有进了大城市，才算投进了“城市文明的怀抱”。
今天看来，这种认识何其肤浅。但没办法，有些事情就是不撞南墙很难回头。中国的一线大城市在这十几年里普遍经历了规模快速扩张、人口快速聚集的过程。这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然而，这种拼命发展大城市的进程还未及尽兴，我们就挨了兜头一棒——奔跑在最前面的大城市，尤其是几个特大城市，迅速罹患了堵车、污染、房价居高不下等经典城市病症。
吃亏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里，也可以享受到挺不错的城市文明。而染上城市病的大城市们，正纷纷接近自己的资源承载力极限。两相比照，我们才逐渐能听进“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这句话了。
城镇化也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因为过去十几年里，在配置城镇化相关资源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市长。中国的城市都有行政级别，城市越大，行政级别越高。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仍偏重于行政调动力的背景下，谁的“官儿大”，谁调动来的资源就多。有限的城镇化优质资源，必然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
城镇化还是一个自然人不断“用脚投票”的过程。中央有部署，国家有规划，机制在变革，但最终，自然人做何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是个农民工，或者大学毕业生、想跳槽的城市白领，“北上广”再拥挤，我就是要去找份工作，你有什么办法能拦得住我吗？
所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最终将由几亿自然人用他们每一个人的个体选择，叠加在一起来决定。影响个体选择的因素，就此成为关键。北京最近宣布要对地铁实行高峰期差别化票价，引起很大争议。涨价了就能把人群引出地铁吗？其实，北京急迫地改变“两块钱随便坐”的地铁票价，本质诉求并不是借此调节地铁客流量，而是改变用大量财政补贴压低公共品价格的老习惯。
这么改，也不只是因为财政不堪重负。我国的一线大城市，普遍在改善民生上做得最好。致力于改善民生是对的，但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只有改善民生一件事。当大量财政支出以“暗补”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的推进，这个城市的一种特殊吸引力——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就被塑造出来了。这种格局下，怎么让更多的人今后拒绝大城市“机会多、生活成本低”的诱惑，而转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公共政策，必须兼顾改善民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市民的个体承受力，也要考虑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不能只“一根筋”地让公共品价格“越低越好”。今后，不是说不重视改善民生了，而是财政支出要减少“暗补”，拿更多的钱来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但同时，也要让城市居民适当“多掏点钱”，而不是坐享越来越个人低成本的“福利化公共服务”。
以上这一切——吃亏，权力从市长回归市场，多掏点钱……每一个动作，都谈不上浪漫。但都必须做。否则，城市里的“山、水和乡愁”，都回不来。▲(作者是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研究员、央视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