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斯蒂芬·罗奇
2013年末，中国不缺少政策宣言。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60项改革任务，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任务，中国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以应对未来数年内将面临的艰巨挑战。
然而，整体来看，这一揽子政策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却有内在矛盾的风险。例如，三中全会将战略目标投向中国经济结构向刺激消费的再平衡。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成果对这些改革精神予以支持，但却同时战术性地强调“稳中求进”。战略与战术的考量、增长与改革的权衡，这些问题随即出现。此外，外界还怀疑中国决策者是否能够同时完成所有这些目标。
中国并不是唯一在处理经济与社会长期挑战时必须面对此类矛盾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多数经济体也曾做过此类权衡。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强调规划经济发展道路时的战略目标。这能够使其抵制住目光短浅的增长诱惑。
以消费和服务为主导的经济再平衡举措最初在“十二五”规划中被提及，继而在三中全会上获批，这将使中国的发展进入缓速增长。但这不一定是坏事。中国服务业单位产出所需劳动人口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加在一起还高30%，这意味着越发青睐服务业的中国能完成吸收就业的目标。对中国而言，经济再平衡与经济增速放缓是相辅相成的。
最近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讨论引向另外一个方向，着重强调宏观稳定举措，在2014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金融市场对这一举措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展开热议。是继续2013年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还是允许经济增速继续下降至7%？答案将在2014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揭晓。然而，仅仅强调近期增速目标及其所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会影响对中国经济再平衡所需的战略转变。前路总是充满坎坷。正如北京深知的那样，难点在于跨越这些坎坷，这也是北京经济发展战略举措的最主要优势。
本着这一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2014年的六大经济任务。其中只有两项与中国的战略再平衡举措相互吻合，即“着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以及“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以化解产能过剩。这两项目标均符合中国期盼已久的由生产者模式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
上述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经济政策议程中出现无数的提议、建议和目标，它们彼此联系松散。这一情况已存在几年时间，曾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出现在“十二五”规划中，还有最近的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
中国需要新的途径。为使经济政策更符合现代发展，中国政府需要更明确地划分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顺序没必要板上钉钉，随着情况变化肯定需要调整。与此同时，整体经济增长目标应弱化，它有些政府指令性经济的味道，是市场经济极力避免的。最后，还需要将稳定目标和战略举措区分开，前者应由独立的中央银行应对，而后者则应该是三中全会设立的改革领导小组的责任。
中国在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时面临许多挑战，也有许多事要做。当中国确定新方针时，首先应更加明确自己的政策议程。▲(作者Stephen S. Roach现任教于耶鲁大学，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本文由王晓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