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兰立露
北京关闭公园里的会所，不仅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而且是对公园功能属性的正本清源，是一种合乎本身职责职能的管理行为。
针对“会所中的歪风”，北京釜底抽薪，关闭市属公园内的私人会所和高档娱乐场所。
诚然，把公园内的会所关闭，并不意味着会所的绝迹，但会所中歪风的猖獗，有公园会所的推波助澜；板子打到会所身上，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间就不会有新的歪风出现，但公园会所四处开花，的确对风气的形成有不良影响。
反四风，领导干部要管，一些会所也要管。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呢？不可一概而论。
如果说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就把所有的会所全部关闭，这当然就是干预过度，手伸得过长。会所的兴起，有其市场的力量作用，不管是畸形的也好还是正形的也罢。其兴其灭，应由市场这只手去调节。当然，政府的行为会对它的兴衰有间接影响。反“四风”，直接导致一些高档烟酒、高档酒店的冷清，就是明例。现在反对会所歪风，政府不是干预正常经营，而是对领导干部出入作出限制。这种管理模式是守住了政府行为边界的。
然而，公园中的会所，在某种意义上说，本身是市场与相关单位勾兑的“怪胎”，是另一种歪风，并非纯粹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公园的性质和定位，原本决定了它姓公，不姓私，本不该有“私人会所”；它的公共和公益特性，也决定了不该成为商业活动的场所。会所之所以进入公园，在园方是当初自谋生路以补管理费用不足等原因所致，在商家一方则是看中其私密性、瞄着领导干部群体。一些“大官”“大款”“大腕”在公园会所的聚集，表明畸形市场的存在。
在此意义上说，北京关闭公园里的会所，不仅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而且是对公园功能属性的正本清源，是一种合乎本身职责职能的管理行为。正如北京所指出的，公园内租用合同到期且与公园功能无关的场所一律不得出租，确保公园更好地面向游客、服务群众、提高质量，此之谓也。关闭公园会所，既还百姓以其服务功能，又堵住了领导干部搞歪风的一个出口。
反“四风”，治会所中的歪风，要的就是这种有理、有度、有节，有什么病就用什么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公园中的会所，原本不该存在，该关的就该关。其他社会上的会所，正当经营受到保护，但领导干部出入已是不能，因而正当的监督也必须有。整治歪风邪气，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推进，这才务实。
（原标题：关闭公园会所无关微观经济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