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公共卫生防疫不应向产业利益让位，已是常识。政府有责任对养殖业进行补偿，但这种补偿不包括减少疫情曝光度。
广东媒体最近发现，卫生部门在加紧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同时，开始低调处理给媒体的疫情信息：不再主动给媒体发送病例通报信息，通报里不再出现“活禽接触史”等字样。这种变化源自家禽业施加的压力：广东、广西直至全国家禽行业协会纷纷向各级政府请求，停止H7N9的每例通报，避免对疫情超密度报道。是减少信息发布“解救”家禽业，还是最大限度公开情况、确保公共卫生安全，这并不难选。
10年前“非典”爆发时也经过类似的选择。事实证明，突发公共卫生疫情公开越及时，越有利于危机治理。治理“非典”的过程，为后来启动的政务信息公开机制化，提供了可信服的经验。公共卫生防疫不应向产业利益让位，已是常识。在政府职能越来越强调公共服务，而非经济诉求的改革中，让公共利益得到可靠的保障，被清晰地划为了施政底线。
但在现实中，守住公共利益底线并非易事。家禽业请求停止每例通报，是因为去年4月至今的两轮H7N9疫情使活禽销售量价暴跌。家禽业主张自身利益并无过错，问题在于，从信息发布到财政应对，没有表现出足够协调各方利益并使之相对平衡的能力。
家禽业协会、企业认为不应过度公布疫情，是因为卫计委去年将人感染H7N9禽流感降格为法定乙类传染病，解除了此前针对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今年1月又公布了第三版防控方案，要求各地及时发布个案信息。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尚无定论，公共风险无法真实评估之时，频繁更改防控力度，既不利于廓清公众对H7N9的认知，也不利于相关产业企业采取措施降低损失，反而容易导致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某种博弈。
信息发布机制的稳定，是保证公共卫生防疫不被干扰的重要前提。当然，政府对公共卫生防疫的控制作出持续安排的同时，也要考虑产业利益。养殖业为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政府有责任对养殖业进行补偿，提供税收等优惠。但这种补偿不包括减少疫情曝光度。
面对潜在的公共危机，需要形成政府、公众和企业的合力加以应对。没有哪一方是其他方的利益对立面，在H7N9是否应每例通报的争论背后，是确保公共利益当先不容动摇，是政府如何更好、更娴熟地协调各方利益。
（原标题：禽流感信息发布仍需公共利益当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