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文化的异化,才是导致红包变“烧包”、“脓包”的根源所在。对于红包腐败,不妨加大挞伐力度,而对于那些正常亲情以及社交中的红包,则不妨多一些宽容。
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这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了102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1000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500元的人也占了四分之一。其中也不乏借孩子名义,给领导送礼的“红包”。
过节如过关。春节的红包红得喜庆,有时候却也让人心惊肉跳。你的红包、我的红包,面子、里子都在其中,尽管都是背过身子各自包,本身注定先存了比较、掂量的心思。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个红彤彤的红包,背后则是金额竞相攀比的“军备竞赛”。于是,很多人只好一边抱怨,一边咬牙发狠派红包。
事实上,一直以来,每到春节,关于拒绝红包的讨论就会热闹起来,而几乎每一次的讨论都无疾而终,不了了之。“群发的短信”可以不回,该包的红包却很难不包。为什么?“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像红包之类的“细节”,恰恰就是对个体身处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确认。
不仅如此,红包还是中国人的一种节日礼仪,而礼仪,往往有着超乎具体利益之上的精神诉求,授受之间,传递的是一种美好的祝福。红包文化可以有所改变,却很难简单祛除。“杜绝”之难,正在于此。
也因此,红包之弊,似乎并不在于红包本身,而在于红包之外,也即红包文化的异化,才是导致红包变“烧包”、“脓包”的根源所在。具体而言,一者,民众日常礼尚往来的红包,不应该掺杂某种暴发户思维,一味讲求厚度,甚至将厚度作为衡量亲情、友情乃至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尺。红包不论大小、厚薄,重要的是承载的浓浓情意。
再者,红包也不应该成为讨好上司、疏通关系的腐败夹带。一个小小的红包,实在难以担当种种灰色关联、官场陋规,乃至利益输送的利器。硬要这样做,只能是在扭曲红包的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有鉴于此,似应区别对待不同的红包。对于红包腐败,不妨加大挞伐力度,人人喊打,直到其退出春节。事实上,从去年以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等禁令的约束,以及权力日渐公开透明运行,“不敢送”、“不敢收”的情况,正在蔚成风气。有媒体报道,今年很多“官爸爸”的孩子收到的红包都锐减了。这是一个好兆头,若能坚持下去,必将有效荡涤红包中的种种“非礼”成分。
而对于那些正常亲情以及社交中的红包,则不妨多一些宽容。当然,也要从文化心理层面加以引导,以礼仪为本,可以保留红包文化中美好的一面,不搞那种“高端、大气、上档次”式的军备竞赛,更不要让炫耀性的因子侵袭正常的人际来往。
还有,红包文化也该与时俱进,适时注入一些新的、健康的文化因子,比如,手机发红包、寄送一些祝福字条,等等。在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感情的表达除了物质,理应有更多元化的选择。
(原标题:“红包”之弊,在“红包”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