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西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张京宏，在办理一起涉及多个部委机要干部虚报邮费套取公款窝案的过程中，涉案人刚被他带走，这家单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态度十分强硬：“从来没有人敢查我们的人，限你们下午下班前放人！”(2月6日《新京报》)
与常见的“个体抗法”不同的是，检察官在办理反腐官员的案子中，面临的是一个集体性的干扰，以及权力对司法的抗拒。反贪面临的形势与阻力，显然超过了外界的想像。
若不能有效改善这种状况，那么对于反腐工作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一者，贪官有了“组织”的保护，恐怕将会肆无忌惮，在贪腐路上更加疯狂；二者，保护的背后具有多重因素，“护犊子”更多是基于“官官相卫”的权力攻守，当权力滥用对司法形成干扰之后，只会加剧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诸多案例充分表明，那些“窝案”和“群案”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强大的“集体组织”。
“限下班前放人”式的执法干扰，根本上还是问责机制缺失所致。近日，中央纪委研究室撰文称，现在，一些被揭露查处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却迟迟未能发现，结果愈演愈烈、触目惊心；有的地方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也迟迟未能查处。之所以如此，还在于受机制所限，办案过程中“攻守同盟者”和“保护者”太多，执法办案难度太大，权力的干扰力量太强，导致办而未果，办而未结，或者点到为止，只打苍蝇未拍老虎，并使得腐败现象愈打愈烈。
要破解“限下班前放人”之困，必须补强干扰问责机制，让执法办案的腰杆硬起来才行。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限下班前放人”的底气何来？显然是源于对干扰者缺乏问责追究机制所致。一方面，检察、纪检等办案机关，要建立和完善“非法干扰办案问责制度”，对干扰行为进行制度层面的破解；另一方面，还应综合入手对权力行为进行约束，将遏制权力滥用作为营造良好的办案环境的基础。前不久，中央纪委研究室指出，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对此，中纪委明确指出，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严重违纪行为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倒查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包括党委和纪委的责任。
破解“限下班前放人”干扰的困局，同样离不开“一案双查”式的制度确立。对此不仅要继续加大对案件的侦查力度，更应对部门领导和相关纪委负责人明确责任，让保护者、干扰者和不作为者付出必要的代价，承担相应的风险，其行为才会有所收敛，执法办案的环境也才会得到优化。
（原标题：[来论]“限下班前放人”，只因问责机制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