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决策:民国政治的两难选择

2014年07月15日16:07  南方都市报 收藏本文

  蓟门决策76期

  主题:民国政治的两难选择—《共和中的帝制》

  时间:2014年6月25日晚上6:3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综合科研楼二楼报告厅

  主持:何兵

  主持人何兵:各位同学,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光临我们蓟门决策,今晚主讲的著作是张鸣教授新作《共和中的帝制》。这个题目非常别致。为什么袁世凯当总统当得好好的要当皇帝,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总统没有人听他,他想:我做皇上了你们就会听我的,结果坐上皇位,江山也倒了。

  这本书张鸣是以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的中国社会为主要关注点,张鸣教授最主要的研究兴趣点在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在我们眼里看是比较恐怖的,一想起北洋军阀就觉得没什么好东西,但张勋教授眼里的北洋军阀还是有人文精神的,一场仗打死几百个人就了不得了,不像国共时期的打仗,相比那都不算打仗。

  张鸣教授是浙江上虞人,长于北大荒,由于赶上大鸣大放的时代,所以叫张鸣。他在新浪微博上大鸣大放结果被封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微博上不能发东西,所以,他就埋头著书。一出生就是右派,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馆管理员,他认为毛主席是从图书馆管理员当上主席,所以,他也想当图书馆管理员(现场大笑)。一生多有碰壁和坎坷。从与张鸣教授交往中,有几点令我尊敬,一是,他不装,有话直说,有一说二;二是,讲义气,不像一些文人嘴上大谈责任、民主,内心却是另外,张鸣不同。我们蓟门书院邀请他,他从不说其他的,有时间就过来,没时间就对不起。三是,他比较勤奋,写了很多书。

  另位一位是我们的点评嘉宾王奇生教授,他就读于武汉大学本硕,华中师范大学博士,他主要研究清末这段时间的历史,主要作品是《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这是他的强项。

  第二位点评嘉宾是社科院的马勇教授。马勇教授是安徽濉溪人,在淮北煤矿当过挖煤工,所以,皮肤现在还保持的比较黑(现场大笑)。1979年在安徽大学历史系,后来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社科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的主要作品是《汉代春秋学研究》,《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探索》,《儒学兴衰史》,这是研究上古时代的,同时还研究中国近代诸问题,《1984—1915:梦想与困惑》,《超越革命与改良》,他也是我们近代史非常著名的专家。

  最后一位是我们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丛教授最著名的,就是那篇毕业讲话,我们政法大学有两个比较著名的毕业致词,一是他,二是我(现场观众大笑)。所以,都比较火。丛老师的毕业致辞讲的很好。

  这本《共和中的帝制》是张鸣教授的新作。他采用不同的手法和视角,展示北洋军阀及张勋复辟前后的历史,完全颠覆人们的想象,如孙中山革命,很多人认为革命成功是历史的必然,但张鸣认为,是很偶然的。孙中山之所以革命成功,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张鸣教授讲讲这段历史,下面我们有请主讲嘉宾张鸣,欢迎!

  张鸣:法大的掌声一直都是很热烈的,我特别喜欢到法大来演讲,但很长时间都未遂,每次学校申请都不批。所以,今天我要感谢丛日云教授和何兵教授,曾经把我偷偷摸摸弄到昌平校区讲,前段时间,何兵又把我作为帮讲嘉宾讲了一次。我觉得法大的人特别热情,不管讲好讲坏反正鼓掌。(现场大笑)

  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位同行奇生教授和马勇教授,他们和我很好,但我一直不敢认他们是同行,我虽是一直在做历史,但好像做得很野,今天他们俩来我就踏实了,其实我最早不是干这个的。干什么?我什么也不干。我干过兽医,现在我也不干了。今年说起来我出三本书了,这本书还是我比较认真做的,当年做得汗流浃背的,一身的尘土翻东西,非常辛苦。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书?当时起念是因为钱,有人出高价要你写电视剧,后来我一写发现不行,这点事儿关键它没有女人,没女主角不好写,编故事就不好编,我说算了,干脆写个著作。我有兴趣的关键,就是这几个字“共和中的帝制”。今天下午还有人采访我说,你为什么不写袁世凯复辟?不写洪宪帝制,写张勋复辟?我说原因很简单,写袁世凯复辟太多了,写张勋复辟太少。对我来说,写张勋复辟更能传达出我要写的意义。

  民国历史其实挺短的,国民党和北洋时期两段加起来也不出半个世纪,不过这是中国历史最宝贵的十几年,是唯一一段没有皇帝的历史。以后我们还是争取在一个没有皇帝的历史下生活,所以,这个历史尤其珍视。

  为什么会有两次帝制复辟?我们讲历史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进步史观或漫画式的历史描述。后面的一定会比前面的好,历史是进步的。君主立宪一直比专制好,民主共和一定会比君主立宪好。我们一定会把某一个人定为一个身份或阶级,或者你是什么样的地位,定在格里就是什么样子了。所以,我们描述历史都会有强烈意味的,如现在的军阀就不叫军阀了呢?我们一定要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当年孙中山是心甘情愿把政权交给他的,说张勋如小丑,复辟丑史,一定会用褒或贬的词来说。通过研究我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包括掌权的军人没有那么坏,某些程度上,他们的个人品质比我们某些大人物还要好太多了。

  两次帝制是怎么发生的呢?首先,民国制度,说是共和制本身的诞生,比较勉强。当年袁世凯和起义的各省,在谈判的时候就商量过,说我们以后是什么体制?最好还是君主立宪,但双方在谁当君主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袁世凯说让清帝继续当,但南方各省都不同意,包括立宪派都不同意。

  清帝已经破产了。怎么办呢?找人找不到啊,找谁呢?现任的皇帝不能当,那找谁呢?说找姓朱的,回到明朝吧,姓朱的100多万人口都是朱元璋的后代,怎么当皇帝?没法当。说朱家不靠谱,找孔家吧,孔家说我们祖先就是庶王,我们不当皇帝。朱家人不当,孔家人不敢当,找不到皇帝,只好共和了。对中国最适合转型的方式是英国道路,2000年的历史传统,这样转型是最合适的。

  用梁漱溟的话说,中国是个伦理性的国度,忠孝仁义,三纲五常,其核心是君主,一旦君主没有了,中国的伦理就开始摇晃了。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辛亥,摇晃的中国》,这个摇晃是从上到下都摇晃。袁世凯当了总统之后发现第一个问题,由此感到困惑,他这个体系无法建立起效忠,他自己作为总统开国务会议,总理和各部长们早上说9点钟开会,10点都不来,干嘛呢?在家打麻将,昨晚通宵赌博,起不来。他没有办法处罚和罢免他们。因为他是总统,不是皇帝。所以,这就很麻烦。这是上层的问题。

  下面老百姓说皇粮国税,皇帝没有了就没有王法,正常的老百姓很困惑,那些刁民欢欣鼓舞,所以,辛亥革命后,天下秩序大乱,底层社会非常动荡,土匪、帮会、流氓全都出来了。有人回忆说,私盐贩子可以在衙门门前卖私盐,我吆喝你都不敢抓我。原来的知县有权威,现在新政令任命的县知事没权威,总统批的算个屁啊。

  所以,这对当总统的人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另一方面,设计民主制度的人又相当糊涂。那时候的革命党,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民主,知道排满。革命党就是当时同盟会,同盟会里最明白的人是宋教仁,宋教仁的民主知识是从章士钊那儿得来的,章士钊是从英国报纸那儿看来的,他当时没有学过像英国的法律。所以,当时他们设计的制度漏洞百出,而且,缺乏起码的真诚。孙中山在当临时大总统时,采用的是美国体制,总统直接统帅内阁。等到他交班给袁世凯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又加了一个总理,然后,这个制度不知道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没有人能说清楚。作为临时宪法的《临时约法》也一字不提,只提总理。再然后就是总理来统领内阁了。至于今后选出的国会和行政体系是什么关系,怎么处理这些关系?当国会议案总统不满怎么办,能不能否决,否决后怎么办?国会是不是可以再议?如果国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是不是有权把国会给解散了?等等。都没有系统的制度安排和规定。这些条文全都是空的,极其粗疏的一个临时约法,设计者就把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东西端出来。当然,大家都没有知识。袁世凯也没有,袁世凯对这个问题稀里糊涂,但是,他对于共和制非常不以为然,他问过他的英文秘书,曾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什么是“共和”?顾维钧说,众人一起管理这个公众事务。袁世凯说,老百姓还可以管理公共事务?所以,当时袁世凯对“共和”缺乏更多的了解。

  很快我们看到,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发生了冲突,打起来了。本来宋教仁案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但孙中山就是要打,满清都被推翻了,你袁世凯算个屁啊,结果一打,土崩瓦解。后来,袁世凯发现用权力运作的方式消灭国民党很容易,他就让国民党占优的议会把他选成大总统,然后把议会散了,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党证,不让他们出席议会。这样议会构不成多数,这个会就瘫痪了。所以,袁世凯解决民国的思路是向后走,用传统的方式解决问题。读经、祭天,甚至营造出浓烈的复辟气氛。很多遗老对此很高兴,说袁世凯真好,原来答应共和制是假的,现在要还政于清朝了。哪知道,袁世凯不是想回到清朝,他只是向往以后走,一时半会儿不敢复辟,但有人说你还是复辟吧,现在这个局面很乱,内忧外患,总统权威不够,这是湖南人杨度出的主意,这主意出了之后袁世凯还小心翼翼张罗,最后他发现大家都同意了,包括后来揭旗讨袁的蔡锷都表示同意,一致拥戴。称帝了。蔡锷逃出去后讨袁了。最后,政权动荡,原来心腹大将同意的都不同意了,袁世凯的失败不是在于蔡锷打到北京,而在于他整个体系晃动。

  按老理,想建新朝,想当新皇帝,必须对外打一仗。如果,袁世凯有本事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赢了,他爱怎么当就怎么当,没人拦得住他。问题是你不但没打,还签了《21条》,这你就没法当这个皇帝。如果按新理,达尔文进化论来说,制度是演进的,到了民主共和时期,不能往后退了,你也更不能当皇帝。老理、新理你都不占。袁世凯又比较好色,经常吃补进,女人比较多,他女儿回忆说,老山参、鹿茸当崩豆这么吃。不上火还好,一上火就麻烦了,他们家没人活过60岁,正好袁世凯59岁就翘了。实际上,袁世凯当年不是自己想干这个皇帝,是情势摆在哪里,解制度之困。他死之后,民国复元了,国会恢复了,我们讲的《临时约法》,全都回去了,袁世凯也死了。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啊,问题还是这样啊。

  国会和行政体系之间根本搞不明白,大家不知道怎么运作这个体制。国会打架是肯定的,还有府院之争,当时总理是段祺瑞,北洋系最有声望的,段祺瑞当总理后,认为袁世凯死后我们就恢复到内阁制了,所以,总理是有实权的。但是,那时候总统是黎元洪,武昌首义的旅长,黎元洪周边人认为我们现在是总统制,总统说了算。所以,府院之间也打起来了,打的不可开交了。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原本两个大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从1914年一直打到1917年,双方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战事旷日持久,人力损失很大,双方都感到很困难,尤其协约国认为没有人抬担架,没有人挖战豪。劳动力严重短缺,结果打中国人主意了,说中国人吃苦耐劳,可以给我们提供劳动力。但中国不愿意当劳工,协约国就一个劲让中国参战,日本当时是协约国,日本是和英法站在一边。他们就在鼓动中国参战。中国人中只有少数人觉得我们可以战,其中就有梁启超,梁启超认为这是我们的机会,只要中国参战了,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得到改善。他说服了段祺瑞,其实,段祺瑞被说服还有更实际的利益。协约国说,段祺瑞当家后的中国政府特别穷,各个省、督军都不把钱往上交,当时主要靠中央管的几条铁路,比如京张铁路、京汉线几条铁路线的收入,还有,关余和盐余,当时庚子赔款是靠关税和盐税来抵押的,每次扣完之后还剩下一点,就是关余和盐余。当时中央政府钱很紧,没钱。有人就告诉他,如果你参战了德奥的那份赔款你就不用支付了,你还可以暂停,日本还说了我们可以给你贷款。当家的对钱比较敏感,段祺瑞很高兴,愿意干。但大多数人,  包括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反对,铺天盖地反对的声音,从媒体、政界、学界都反对。

  黎元洪认为别的事儿我可以让你,但这个事儿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于是府院在这个问题上就掐死了。但奇怪的是,从国会到舆论,一般都支持黎元洪,段祺瑞又觉得这事儿非干不可,黎元洪也说这事儿非不干不可,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后来段祺瑞没招,用他主攻老招,用公民团来包围议会,也不行,越干越砸 ,声望也越干越低。最后,黎元洪一生气就把他给免职了。这又出问题了。按当时的制度,如果总统要免总理的职必须总理签字。段祺瑞后来跑天津去了,当时中国的政局就是,天津是北京的后台,只要不干了就退天津去,所有人都这样。当时的天下还是北洋系的,段祺瑞是北洋的老大。中国政治就是这样,你不能撕破脸皮,不能说免就免了。这哪行,必须私下弄明白,你公开把我们老大免了,等于把我们面子全卷了,不给他面子就等于不给我们面子。所以各种督军马上就炸了,性急的就说出兵,在天津筹备参谋处,说要出兵北京,黎元洪是个光杆司令,根本没有一兵一卒,一看这阵势慌了,请北洋系另外的老大出来调停,人家都躲了。因为你没给段祺瑞面子,我们就不能出来接手了,中国就是这样,求谁谁都不干。这时候张勋出来了。

  张勋按道理也是北洋系,但他是旁系,北洋系是北洋新军,是正规军,而张勋的军队是巡防营,近似于武警,但比武警的地位低。晚清巡防营装备不太好,训练也比较差,但老被派去打仗缴费,所以有的巡防营实力比较强,还有张作霖,广西陆荣廷的部队,他们也能打。张勋带的巡防营中有一部分是水匪,也是盐贩子,他们也是很能打仗的。张勋这个人是苦出身,真正的贫下中农,房无一个地无一垅,他是自己硬干上去的。但这个人有个特点,对清王朝很有感情,据说光绪和西太后死的时候哭的简直是比他爹死的还要惨;第二,他这个人打仗有一套,很能打。当时江浙联军进攻北京,守城的就是张勋。江南军很有办法,最后还是让张勋安然撤退了,所以他很能打仗。

  那时候他的身份是安徽督军,但安徽不是他的地盘,是他的哥们儿倪嗣冲的,倪嗣冲以省长身份统治着安徽。所以他没有地方呆,只好呆在徐州和海州,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附近。而徐州和海州是冯国璋的地盘,他以安徽督军的名义赖在那儿。按道理他是个小军阀,别人都是一省的督军,他只占了苏北那么点儿小地方。

  但是,张勋这人有个特点,他很会经营,特别会做买卖,投资了很多新兴工业。加上他又敢在驻地种大烟,所以,赚了很多钱。他为人豪爽大方。袁世凯失败那阵,各省督军比较惶恐,找地方开会商量对策,本来督军是想找江苏督军冯国璋到南京开会,但冯国璋那人特抠,说一个督军带几百人到我这儿来,连吃带嫖的我还不好意思收钱,于是就不让来。张勋说没问题,你到我这儿开会。各省督军都到他这儿开会,所以,形成一个机制,有事就到徐州开会,叫徐州会议机制,东道主就是盟主,当时督军乐意让张勋当盟主,时间一长张勋真觉得自己就是盟主了,俨然以盟主自居。

  由于他这个地位,他又不太同意中国参战,所以,他表示当你们府院争的不行的时候,我出来调停,黎元洪同意,非常高兴,连发密电催他赶紧进北京。等张勋带了5000辫子军到天津,黎元洪发现不对劲,问你调停带部队干嘛?张勋说,不让我带兵我就不来,下次再来。黎元洪说这样不好吧,张勋说,我来也行你得把国会解散。黎元洪说我没有权力解散国会。张勋说这我不管,你必须把国会解散了。后来,黎元洪就把国会解散了。临时约法没有总统解散国会的提法,根本没有,就把国会解散了。张勋就进了北京,张勋一进北京根本就不理黎元洪,北京军政各界请他吃饭看大戏,有天晚上唱着唱着,他就拉着门进宫了,把小皇帝抬出来,就复辟了。为什么呢?

  他身边早就有一帮遗老,那帮遗老认为民国出了问题,玩不下去了,只能复辟。为什么袁世凯复辟失败你还要复辟呢?袁世凯失败说是因为没有让把皇上请回来,人们喜欢的是清朝的皇帝,所以,只要我们把清朝的皇帝请回来,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人们是不是这么想的?真是。那时候街谈巷议,人们议论的都是民国不好,都觉得晚清时候不错,我们现在说晚清改革不好,是我们后来的问题,实际当时它还是不错的,老百姓日子过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张勋一宣布复辟,北京老百姓欢天喜地,我们老说他们用纸糊的龙旗,说张勋逼各家各户挂龙旗,不可能。那时候,政府对老百姓没有控制,老百姓是心甘情愿,非常高兴挂龙旗,他们认为皇帝有了,好日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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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N143)

文章关键词: 蓟门论坛 张鸣 民国政治 民主共和 丛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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