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教授选择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张勋复辟，我们认为就是历史上那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昙花一现的闹剧。这个人也成不了气候，他和袁世凯没法比。袁世凯说不定能干成点什么事儿，改革、革命、还是复辟。但张勋仅是个二流人物，不够份量，想力挽狂澜。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事。当然，也不存在复辟的条件。张勋复辟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如袁世凯那么大，人们很快就把他遗忘，不过把它当成一场无聊的闹剧。
但张鸣教授却使这样一个普通话题变得有意义。他对这个问题的叙述，从袁世凯之后的所谓“民国乱象”说起。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民国初期，特别是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死了之后，辛亥革命的惯性还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人物的表演，各种人物的心态，当时的政治斗争，制度的缺陷，各种诉求等等，都展现在我们面前。读后，我觉得还是很有启发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张鸣认为，如果了解这个时代的乱象，对张勋他们的作法多少能有所理解。我以为，这些人都很迂腐、浅薄、短见、不识时务，这是没有疑问的，张勋更是一介武夫。但这些人也代表着面对当时形势的一种思考，也是那种情况可能出现的一种思路和方案。不光在中国，在国外世界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法国大革命那么深入，冲击力那么大，但接下来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国王，有拿破仑叔侄两代皇帝。在西方民主的大本营里还有这样的情况。甚至在俄罗斯90年代巨变的时候，当时有一派就打出沙皇的旗帜，要恢复沙皇制度。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张勋的复辟行为。
但理解不等于支持，不等于承认它的正当性。张勋复辟时一个基本国情就是人心变了，社会变了，意味着传统的专制王朝没有任何可能再恢复了，变到了这个程度了。但它又没有变到使共和国能够健康地运作的程度。人们已经不能够接受传统的专制王朝，但人们也还不能够健康地去运作新的共和国。到了尴尬程度，所以，当时的很多问题需要从这里得到解释。
我们知道，当年罗马由共和国转向帝国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乱像。不过它和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是专制王朝转向共和国，他们是由共和国转向帝国。罗马帝国初期有一位皇帝论定他的臣民时候曾说过一句话：他们忍受不了完全的奴役，但也享用不了完全的自由。这就是现实，在这种状态下，你就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统治方式。民初也是这样，回到原来的王朝不行，太激进的民主也不行。需要一种过渡状态，可能需要乱一阵，这是正常的。凯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在拿到类似国王的权力后，还要把王冠戴在头上，于是他就完蛋了。我们辛亥革命之后是倒过来的历史进程，是由专制帝国到共和，但情况有相似之处。这时只能是无冕之王的统治，彻底的民主不成熟，但有冕之王也已经过时了。
所以，激进的民主也是不行的。有人说，辛亥革命最后坏事了，把旧屋子给拆了，新屋子没建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张鸣教授的想法不一样，尽管辛亥革命问题很多，我还是会同情和肯定它。辛亥革命恐怕还是要搞的。很多人看不到辛亥革命前的制度和后面制度的根本区别。哪怕后来的统治者的权力比原来几十个皇帝加起来还要大，那也是现代型的制度，不是传统的制度。传统的制度必须通过革命把它推翻打烂，后来的统治者所谓权力更大，对社会控制能力更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了现代化的手段。他毕竟不能公开世袭了，不公开搞三宫六院和养一大群宦官了，不要人们对他三叩九拜了。
你把后来的统治者与古代最坏的皇帝比，就能看出实质的进步。我们要看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变了，彻底地变了，原来的家天下，君臣共同体已经没有合法性了，现在必须是平等人的共同体，必须在这点上建立你的合法性。虽然人民还不能掌握权力，但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授予，这个理论树立起来了。这是个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后面是现代性的政权，是现代的统治方式，与传统的根本不同。即使在有些方面比传统的还坏，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传统的必然被摧毁，取代它的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是新的起点，正是从这里，才会演化出完善的现代政治。后来的共产党、国民党比北洋军阀有力量，能战胜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新的意识形态，有现代的政党组织形式，现代的动员方式。你觉得这个政党有帮会的特性，但它毕竟是现代的政党，现代社会只能以政党的方式来治理，而不是传统的家族统治。所以，国共两党比传统帝国，也比后来的北洋军阀有更多的现代性。如果你认为辛亥革命不过建立了一个没用的共和形式，甚至辛亥革命使社会更坏了，那就顺理成章地承认复辟是合理的选择。
唐德刚作为历史学家，曾经使用过一个粗糙比喻：“历史三峡”，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使我们历史的大船已经进入了三峡。用政治学的语言说就是“民主化的三峡”。民主化之前是稳定的，它在两千多年前就完成了社会的整合，整个社会各系统是自治的。民主化完成后，社会也是稳定的，它是民主制度、行为方式、政治心理、思想意识等方面成功的整合。民主化过程必然是混乱的，必然是痛苦的。可是这个三峡我们必须得过，当我们进入三峡以后，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就看到眼前这一段惊涛骇浪，船剧烈地颠簸，有人淹死，有人晕船，于是大家就吓坏了，或者失望了，后悔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人要退回来，像袁世凯、张勋这样的，要复辟，要退回来。你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你进入三峡就没有退路。袁世凯、张勋以为打起龙旗，穿上皇袍，请回皇帝，就可以重新收拾振人心，树立权威吗？根本不行。你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
更多的人认为绕过去。我们在三峡里要寻找另一条出路，绕过去不走三峡行不行？国共两党都是要绕过去，从左边绕还是右边绕，要绕过去。国民党绕的小一点，共产党绕的大一点。结果绕了几十年我们又回到了三峡的入口处。自古“夔门天下雄”，也可以说“夔门天下险”。我们现在又回到三峡入口处，还得闯这个三峡。我们绕过去了吗？我们是绕回来了。
面对新的历史三峡，民主化的三峡，现在又有人要退回去。历史的启示在这里就有意义了。新儒家、儒宪派、毛式左派，就是要退过去。只是退的起点和终点与民初时不同了。还有人要绕过去，比如法学界的社宪派就是要绕过去，政治学很多人炒作协商民主、治理民主等等，就是要绕过去。可以民主，但别搞竞争性的选举，别搞多党竞争，别搞分权制衡，别搞新闻自由，这样，我们就绕过去。
我们又来到了民主化的三峡，又遇到了这个抉择，我们怎么办？其实目前的困局，目前的争论，与张勋复辟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想，我们真正的路就是要硬着头皮闯过去，没有别的路。硬着头皮闯过去的时候，我们要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混乱、动荡、挫折要有准备，可能出现权力低效、腐败，可能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损失，社会出现了动荡、骚乱，犯罪率提高，生活水平降低，等等，我们要准备面对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要能够挺得住，要硬着头皮闯关。当年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正如当时梁启超说的，不是国体问题。什么党争，府院之争，议会里的乱像，是共和初期必然的的现象。我们只能以坚韧的毅力去一点点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放弃这条民主共和的道路。
辛亥之后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制度设计不完善。美国制定宪法的那些founding fathers，他们制定宪法的时候，有二千多年搞民主共和的历史经验，他们将二千多年的政治智慧凝聚为美国宪法。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欧洲中世纪，一直到近代早期民主制度运作的经验教训为支撑，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源支撑着他们。而辛亥革命，中国人设计制度时，只能借鉴比较陌生的西方制度。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智慧方面，仍然显得贫乏。仍然存在争论上的很多空疏、大而无当的问题，没有具体地去研究操作的问题。
所以，共和初期，我们制度设计上有缺陷是正常的。在制度的运作中，我们发现它的缺陷，应该去逐渐完善它，而不应该退回去。
第二个问题，权力的运行出现麻烦。这也很正常。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权力的纵向结构，怎样处理横向的权力关系，中国人不习惯。若干个独立的权力主体，谁也管不着谁，其权力不是相互授予，而是来自于法律。这几个权力主体还要打交道，权力交叉，权力界限模糊。权力关系如何处理，各自的权力界限在哪里，相互怎么样制约，又怎么样配合？必然要发生争斗，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斗，如何克制地斗，如何既斗又合作，斗而不仇，斗而不散，这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模式，政治教养。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你想让中国人在这方面一步登天、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