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民意基础，也有军意基础，第四次徐州会议的时候，张勋整训过这帮督军和督军代表的意见，他们都说同意，没有人说反对。你想军头们也同意，老百姓也同意，那帮遗老，号称中国最有学问的人沈增殖这样的人，都想复辟。但没想到，复辟第三天，段祺瑞在马场誓师宣布讨伐复辟，叫讨逆。在此之前黎元洪从总统府躲到法国医院的时候下了一道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授权他全权讨逆。段祺瑞也有合法性，于是便开始讨逆了。段祺瑞虽然是老大，但他没有嫡系武力，没有一支军队是他直系的，怎么办呢？说我们先搞钱，有了钱就好办。所以就先找来曹汝霖，当时曹汝霖向日本借了100万，当时CPI非常低，100万是很有钱了。当时，最容易动用的是第八师李长泰部，他和段祺瑞两个人不熟，他说不要紧，李长泰特别怕老婆，把他老婆收买就可以了，于是，把钱一递过去，他老婆枕边风一吹，李长泰就来了。第二支武力是16混成旅北洋冯玉祥部。冯玉祥是辛亥革命时候北洋唯一一位起义讨清的，是唯一一个有了钱就招兵、买武器的，所以，别人一个旅2000、3000人，他一个旅就1万，相当于一个师。此前他已经和段祺瑞手下一个陆军部长闹翻了，把他重新请回来官复原职，这个旅就搞定了，有这两支生力军就已经超过辫子军了。其他的部队，像曹锟的部队也过来了，段祺瑞一声讨逆，所有北洋军队都和段祺瑞走了。这时候张勋才恍然大悟，原来你让我们当盟主是假的，我不是真老大，真老大是段老大，不仅仅是各省的军人都反了，包括张勋，张勋的哥们倪嗣冲，这时候就任讨逆军南方司令，都反了。2万多北京驻军一夜之间就变了，所以张勋就变成5000人了，这5000人又被人家收买了3000人，他没法打了。但张勋就是不撤，把军队排在东交民巷那一带。他认为，一打起来就会打到外国人，所以，外国人不会让打的。但这时候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同意打，你可以打，这时候很多人就去劝，说张勋你赶紧撤吧，暗示他赶紧走，张勋就是不走，来了倔劲了，就不走。
所以，这个战争是很滑稽的，是个战争游戏，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我观战，当时消耗了几百万发子弹，但只打死了几十个人。这个战争并不是军人战斗力下降，他们并不想真打张勋，他们一直在谈让张勋走，张勋不走，到最后关口不得不解决了，就要开炮了。张勋还在家里不走，这时候来了一辆荷兰使馆的汽车，里面全是德国人，几个德国大汉来到张勋家，不由分说架起张勋就走。车一开，炮就响了，把张勋家炸得粉碎。讨逆结束了。
后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复辟的时候大家都赞同，讨逆的时候又赞同，老百姓真心实意欢迎复辟，但也不帮忙，也不给张勋辫子军送点儿干粮，送点儿水。大家都在看热闹。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张勋本身复辟的理由是有道理的，已经搞不下了，这个制度已经搞到这个份上，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共和制怎么运转呢？你得把皇帝抬出来了。但问题是，当初的中国已经变了。张勋周围的那些有学问的老先生们，他们完全跟不上形势，他们在媒体中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像梁启超这样的经常会在报纸上发文章，出去演讲，有影响。张勋周围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有声音。复辟一发生，所有的报纸除了康有为自己办的报纸以外，所有的报纸都一边倒地声讨复辟，这时候中国已经变了，愿意复辟的老百姓没有权力，而且他们对政治不关心，皇帝来了我高兴，皇帝坐不住那和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皇帝有难我们不会帮忙。他们是看客而已。
中国那么早的共和，你把它翻过来，翻成帝制还是错。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事——纠结。如翻烙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怎么翻都是错，因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从清末开放报禁以后，中国的媒体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声音，包括军人开战也要先打媒体战，如果媒体战打不赢，军人肯定打不赢，当时的媒体是很有作用的。
从1986年开门以后，我们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那时候，协约国在世界上的份量很大，同盟国德国给了张勋很多钱，张勋不同意参战，但钱没到位，给了很多武器，武器也没到位。张勋虽然很大方，但也没有钱。日本人也愿意借钱给段祺瑞，段祺瑞后来越借越有钱。当时5000人辫子军不是打的，都是拿钱买，一根大枪30块大洋，你给我钱我给你货，把枪给你走了。发到最后钱没有了，就赶紧到日本使馆再借。就这样。所以参加讨逆的军队最后都发了一笔钱，冯玉祥自己回忆说我拿的最少，我才报了1万多，别人都报了十几万，不太相信，冯玉祥经常说假话，肯定大家都分钱了，所以局面就不一样了。
这是事情的最后结果，当时的共和制实际是个“夹生饭”，不能说不好，我们就把锅砸了，唯一只能是把这锅饭煮熟。张勋之后，出现了很多想法，比如实业救国派，教育救国派，搞乡村改革，乡村建设的等等，今天我们称民国有很多东西，实际上留给我们最好的，就是教育、文化这些东西。这些不是政治变换变换就出来的，都是这些人自己在做，并且做出来的。什么文化灿烂，实际是一帮作家在骂政府。那时候，政府是有宽容度。所以，他们做得很好。
民国时期，留下来很多的东西，既留下了问题，也留下教育成果。涌现出很多杰出的企业家、法学家。如风一风吹掉，法学教育也一风吹掉，南东吴、北朝阳全干掉，立法全书全干掉，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革命。实际上，我认为，煮“夹生饭”在于夹生饭的要件，要想把它煮熟，第一要有知识，不能像孙中山、袁世凯那样，没有知识，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起码的知识；第二你需要有智慧，怎么运用这些知识；第三我们要有时间，给他们上来的人有一点时间。不要太着急玩革命。
我写完这本书，实际我对当年那些保守主义者，怂恿张勋复辟的老先生中有了一些理解和同情，这些老先生就有我们学界现在非常称道的人王国维，他当年是力主复辟的，我对他们的主张有了一点理解和同情。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兵：感谢张鸣教授，他讲历史确实非常生动，他觉得革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感谢张鸣！下面有请丛日云教授点评，欢迎！
丛日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蓟门决策”的这次活动。何兵教授主持“蓟门决策”和“蓟门书院”，给我们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的学术氛围增色不少，贡献很大。
今天谈这个话题我是外行，后边两位老师是专家。我和张鸣老师有一点共同的地方，我也当过兽医。我那时候叫“赤脚兽医”。
赤脚兽医的身份仍是农民，挣工分，不挣工资的。大部分时间务农，但会抽出一部分时间干点儿兽医的活，叫赤脚兽医。后来我们都走上学术的道路，我是搞政治思想史，他是搞政治史。今天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社会当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焦点，最后都归结为政治的问题。因为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各种问题都卡在这里，各种问题都无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人士的思考都开始转向政治问题。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张鸣教授研究的政治史有着特殊的价值，就因为他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开阔思路。很多现实问题，我们局限在当今这个层面上可能找不到答案，但如果我们有历史的纵深思考，可能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西方有的史学家把历史比喻为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它为我们的今天定位，为我们的未来指航。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个星座被人为误置了，就会误导我们对当前的认识和对未来目标的选择。这个星座不是上帝安排在那个地方的，它不是安置在自然的星空，不是像北斗星北极星那么可靠，那么忠实，这个星座是人为安置的，因为历史是人叙述的。我们知道在政治史领域，尤其最近一百多年政治史领域，是被阉割、曲解和被伪造得最严重的一个领域。辛亥革命既然失败了，那就说明，民主共和国在中国是此路不通。而辛亥革命失败这大体上是事实，但是，是不是由此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此路不通，我们就得另寻出路？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
政治史的叙述和解读在误导着我们。张鸣教授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就重述被阉割了的历史，挖掘被遗忘了的历史，矫正被歪曲了的历史，对历史进行新的解读。张鸣教授也和我一样，在政治学系谋生。作为历史学家，长期在政治学系工作，就受到我们政治学人的熏染，借了我们政治学的很多光，使他有了政治学的视角。一个有良知、有现实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张鸣教授能够出于对现实的关怀来选择题目。向我们讲述历史的故事，分析历史事件，这些都包含着他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所以，他拿出来的成果就特别能够扣住我们的心弦，让我们产生共鸣。这也是他有这么大名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鸣教授的著作有一个特点，文字非常简洁，读起来非常轻松，没有任何赘物，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光明磊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故作高深地演绎，也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可读性强，让人轻松愉快地阅读。这很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心理。我每次读他的书，都是一口气读完，就像他刚才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他50多岁的“高龄”了，在这个年龄，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头脑和热情，还这么勤奋、高产，文字仍然这么简洁、透彻，令人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