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想叫俺说他好，就为庄上每人买辆小轿车、一人再给1万块钱。”近日，朱之文在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中的一句话，被解读为其成名后被村民索要车辆和钱财。情况确实如此吗？21日，大众网记者深入朱之文的家乡单县郭村镇朱楼村采访发现，被流传的索车要钱传言，实为彼此熟悉的村民之间的玩笑话。村民说，他们对外界的说法感到不满和委屈，朱之文成名后为村里做了一些好事，他们很感激(大众网2月22日)。
这件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但说实在的，不管这句话有无媒体来澄清，我本人都不会把这解读为“被村民索要车辆和钱财”，所谓“索要”，是“讨取”和“索取”，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比如某人把某人告上法庭索要几百万赔偿，某人带着一群人上某家，索要多少钱。而这句话并不带有多大的强制性，“他要想叫俺说他好”，不说好又怎么样呢？不说就是呗，又不是人人都会说你好。再者，这是一个村民的说法，还是全村的说法，甚至是村委会的意见，不能轻易混淆，假如只是一个村民的说法，就解读为“村民”，这是对其他村民的不公平。
其实，这句话的语意，更倾向于开玩笑，就好比某人出了名，请朋友吃饭，朋友笑称，你得拿钱“收买”我们，否则要把你过去的糗事报料给媒体。这多半不会被当回事，可如果这位名人对此高度“敏感”，把此事公开给媒体，说自己出名后朋友都向自己要钱，就完全扭曲了事实。而现实中，这样的扭曲还真不少，因为媒体的报道，会略去背景，甚至只挑一句话，把这句话从语境中脱离出来说事，结果制造了不必要的口水战和纠纷。
这和参与报道的媒体与当事人本人有关。退一步说，就是有人真正“索捐”，这也没有什么，只要对方没有做出违法的事，在嘴上说说，当事人根本不必当一回事，你把任何人那么“一说”，都记在心里，想追求他人心中的完美，那无疑不堪重负。在各种“索捐”面前，当事人有拒绝的权利，而懂得拒绝不合理要求，以及不强迫自己做不愿做的事，淡然处之，也是现代公民应该具有的权利意识。有媒体发文称，索捐折射出人格缺陷，以笔者之见，这不单是索捐者的人格问题，还涉及被索捐者的人格。
记得潘石屹去年向哈佛大学捐款，网上一片质疑之声，称其不爱国，不把在国内赚来的钱捐给国内大学，却捐给美国大学，是吃里扒外，给自己的孩子买门票，可是潘石屹并不为这些“质疑”所动，后来又给耶鲁大学捐赠助学金，这次还是有网友质疑，质疑其是不是给孩子买耶鲁的门票———质疑到这种份上，质疑者也没有了什么意思。他人的钱只要来源合法，怎么支配是他人的权利。
假如被“索捐”的当事人不理会这些索捐，坚定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权利，这本也是对不合理要求的回应，也在改善周边的环境，坚持权利的人多了，无理取闹者也就会散去。而如果当事人极度敏感，把玩笑话也当真，承受极大的“道德压力”，那么，挥舞“道德大棒者”，会觉得此招有效，乐此不疲，如此，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树立不起来，生态环境会更恶劣。
至于有人用违法的手段，搞人身威胁，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强迫他人做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这就属于违法行为了，当事人非但可以拒绝，还可以报警，不能以其所谓“善意”的初衷，为其违法行为开脱。总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会受不讲理、不讲法的人影响，但绝不是由他们决定，这要看事件核心当事人的反应，他是否坚持维护自身权利，还是谨小慎微，处处看他人的眼色，投入他人设置的“道德陷阱”，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表现，才是决定社会文明走向的关键因素。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