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波
对于百年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人们注意到了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主张,注意到了其对“科学和民主”的倡导,也注意到其“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及“新文学”的广泛影响,而在当时兴起的“新史学”,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翌年,又发表《新史学》,他认为既往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提出应当重新撰写“中国史”。此后几十年,章太炎、钱穆、吕思勉、郭沫若等著名学者,都写出篇幅不等的“中国通史”著作,而在此前,古代中国并无“中国通史”著作,自然也没有这样的“通史”观念。这诸多的“通史”写作,虽然在观点及分期断代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把五千年来“中国”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活动,作为一段完整连贯的历史来叙述,在构建“中国通史”叙述框架的同时,逐步构建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观念和多民族一体的“中华民族”意识。
用“通史”叙述来体现现代“中国”观念并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显现出卓越的史学智慧。“中国通史”的叙述强调五千年来中华文化传统的绵延不绝,北魏、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都是中国政权更迭的一个朝代,是中华历史绵延中的组成部分;在具体的表述上,剔除了诸如“五胡乱华”等旧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术语,使得“中国的历史”,也就是繁衍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在“中国通史”的叙述中构建现代“中国”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呼应着人们的现实诉求。清末革命的目标,一度曾是“反清排满”,所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后,现实环境使得国人迅速认同了“五族共和”的观念。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境况下,唯有认同多民族的共和,摆脱了传统的“华夷”观和“天下”观,才能避免自我分崩离析、维持国家的完整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观念和多民族一体的“中华民族”意识,是维护国家完整统一和国内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心理基础。逾百年来,在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追求独立富强的奋斗中,各民族同甘共苦,深切地感受到了唯有共同团结奋斗才能独立富强的历史事实,从而更加强化了这样的“中国”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观念和实践相辅相成,构成强大的国家“软实力”。
在今天的现实奋斗中,更应该注重发挥由现代“中国”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构成的精神力量和国家软实力。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国内各民族要团结奋斗,台港澳地区的中国人,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也要为此团结奋斗,在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作者是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文章关键词: 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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