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进

　　10月21日《青年时报》报道，近日，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查获了一个聋哑人盗窃团伙，除了没有注册资金，该团伙完全按照公司管理模式运行。32名成员中设有“负责人”一名，“财务总监”一名，“中层干部”即小组长五名。团伙内部实行工资制度，一般员工每个月基本工资300元，组长800元，还有月奖和年终奖，一般都要每天“上班”，俨然是一个“小偷公司”。

　　笔者注意到，在这则长篇报道中，作者自始至终没作出一句点评，故不揣浅陋，在此对这篇题为《解剖一个“小偷公司”的运行架构》一文再作三点“解剖”：

　　其一，“小偷公司”的出现给市民的财产安全带来了更大的威胁。读过这则报道的人，都会惊叹“小偷公司”的运作竟是如此严密和周到，其内部管理竟是如此“高效”和“科学”，人们如再以老一套对付盗窃的方式去对付组织如此严密的“小偷公司”肯定不行了。以前人们只着眼于对单个小偷的防范，现在则要对付群体偷盗，“任务”更重了，难度也更大了，当然对公安机关侦破盗窃团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怎么样才能有效地对付群体偷盗行为，办法要靠大家想，但有一点则必须做到：以群体对付群体，切不可对抓小偷行为作壁上观。

　　同一天时报还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两位女大学生面对群体偷窃行为大声喊出“来人啊，抓小偷！”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周围那么多路人，竟没一人上前协助，一位女大学生反而被几位小偷抓住怒骂。一位身高一米八的男人居然示意其妻背过身去，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正因为如此，小偷才会那么猖獗。光天化日之下行窃的小偷倒成了强者，抓小偷者反成了弱者，天底下竟有这等怪事！

　　其二，“小偷公司”的出现加剧了对小偷的改造难度。当小偷尚是“单兵作战”时，他们都是些过街老鼠，人人得以喊打，强大的舆论威慑力尚能让他们保持部分廉耻心，如一旦进入“公司”“工作”，“公司”的一套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还真的会让他们产生错觉，以为行窃是一种正当职业，窃得多所得也多，年终还能得到表彰，“公司”在鼓励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事实上也在淡化他们的廉耻心，将他们仅存的一点良知也给泯灭了。如此一来，善行对小偷们的感化力量会大大减弱，法制教育对被抓小偷起到的效果也会非常有限。

　　其三，聋哑人组成的“小偷公司”的出现表明了社会救助机制的不够完善。报道中的“小偷公司”是一个由32位聋哑残疾人组成的“福利企业”，他们大多没读多少书，老大王某的学历算是最高的，也只念到聋哑学校7年级。据老大透露，“上头还有老大”，可见，在江湖不仅活跃着丐帮，还存在着窃帮。残疾人沦为小偷，笔者在表示不耻的同时，也深表痛心，同时，还想对所有健康人和有关部门问一句：残疾人之沦为小偷，是谁之过？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对那些处境艰难的残疾人帮助了多少？作为各级政府，又为他们提供了哪些救助措施？我相信，这32位聋哑小偷并不是每一位都甘心去做小偷的，公安人员在对这32位小偷实施法律制裁时，能否深入地挖掘一下他们之沦为罪犯的个中原因，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原因。

　　不知笔者的“解剖”有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