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须为儒家文化殉葬？

　　袁伟时／文

　　我对蒋庆兄的独立特行非常佩服。不过，我对蒋庆兄那套主张并不信服，有若干疑虑和感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以什么为“本位”？

　　蒋兄高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人必须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文化意义的中国人”。1935年发表的《中国 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 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蒋庆的喟叹不过是这个宣言七十年 后的回响。

　　不过，这里蕴涵着一个不能含糊的重要问题：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以文化特别是以《论语》为圭臬的儒家文化为标准，那么，汉武帝以前实行黄老政治的汉王朝的千万子民恐怕都 不能算中国人；先秦反儒的墨家和黄老之徒等等更要划归化外的蛮夷了吧！陈寅恪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界定为三纲六纪，以此 为标准，蒋庆本人似乎也很难通过忠诚审查！

　　这是先秦以降“严华夷之辨”在21世纪的修订版。

　　问题的核心是：文化应该为人类和平幸福、国家富强和公民的福祉服务，还是公民应该为某种特定的文化尽忠乃至殉 葬？文化前进的规律是在开放环境下，公民自愿选择，优胜劣汰，自然更新；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这个历史趋势。只有一条标 准是正确的：社会进步、公民自由幸福至高无上，与此相悖的文化只能或迟或早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何解读中国历史？

　　蒋兄对中国历史也作了独特的解读。

　　以古代中国来说，他认为“中国决不缺乏人格自由精神”。“明代王阳明先生造就了一批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显 然，这里玩了一个小小的诡辩术：以偏概全。任何社会都有敢于反抗主流的高人奇士，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古代中国不是举目 均是俯伏在宗法专制统治者面前的臣民。这正是四书五经教育制度化的恶果。

　　20世纪以来，提倡儒学的方家往往有个通病：把古代思想家写在纸上的东西混同于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国历史 的实际情况是，明代以来，专制统治发展至巅峰，社会框架僵化，自我更新机制很弱，在世界主要国家向现代转型的浪潮中， 这个老大帝国步履蹒跚，无力自行实现社会转型。陈寅恪对此曾有非常深刻的论述。

　　真正有远见的爱国者，必定敢于正视本国文化的弱点，清醒地看到如果我们不能吸收世界各国之长，改造本国落后的 制度，就逃不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而在最需要吸收现代文化精华的关键时刻，从大清帝国的权贵到国民党反动 统治者均抗拒世界潮流，以愚昧的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蛊惑人心，阻碍历史前进。时至21世纪，知识阶层如果不引以为戒， 那就太可悲了。

　　有些朋友通常具有弘扬本国传统文化的高尚情怀。但忘记了只有像中国政府毅然参加WTO那样，在制度上勇于与国 际接轨，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各民族传统文化欣欣向荣的景象才有可靠的基础。

　　至于现代中国，按蒋兄的说法，“1912年以后，经典教育在国民教育中拉去了，所以现在才出现这么多问题”。 如果历史可以如此简化解读，回到19世纪中国上学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太平盛世就指日可待了吗？实际情况是：从袁世凯到 各路军阀都是传统道德的提倡者。段祺瑞、吴佩孚不贪污腐化，私德堪称儒家楷模。走进阎锡山旧居，石柱和墙上刻满了儒家 格言，而且他在山西推行的村治也是以儒家道德为教化工具的。即使那时的国民教育，也没有完全丢弃传统经书揭示的道德教 育。可是他们到底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应该怎样读经？

　　2004年的一大新闻，是鼓吹读经的喇叭吹得整天价响。此事的是非应该放在21世纪中国的历史任务这个大框架 下去考察。中国应该成为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是迟到百年，留待当代中国人去完成的历史重任。条件之 一是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为此，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优秀经典，都应该是中国人的读物。不过，蒋庆兄的主张却包含着四条 失误：

　　第一，把中国的经典局限在儒家的狭隘框框中，连《老子》、《庄子》这样优秀的中国文化瑰宝都无缘列为经典，更 不要说王充、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了。这样的眼光可取吗？

　　第二，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是有世界眼光和素养的人。他们既是热爱自己祖国的公民，又是马克思 所说的“世界公民”，也就是梁启超、鲁迅一再叨念的“世界人”。为此，中国人不但应该只读孔孟老庄，还应该读包括苏格 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第三，读经典不等于“读经”，后者往往以蒙昧主义的态度跪在先贤脚下，诚惶诚恐去背诵。这样只能培养出虔诚的 信徒，却离现代公民越来越远。19世纪中国不少地方反对外来文化的暴行就是这样的儒家信徒干出来的，义和团则是其巅峰 。不幸，蒋庆兄所提倡的不求理解的读经就有走到这一步的危险。

　　第四，蒋庆要以国外有些学校开宗教课为榜样，要求中国回归政教合一的状态，这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他忽视 了一切现代国家都不准限制思想自由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他们的公立学校是不准开设宗教课的，只有教会办的学校可以开设 这类课程，但通常也只能归入选修课，不能强迫学生必修。

　　十分有趣的是，当记者问到蒋庆兄的追随者推广读经“并不怎么顺利，你怎么看？”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中国的 民间社会、公民社会不成熟，所以困难很多。不像西方公民社会有很多公益事业，很开放，成熟。西方社会有成熟社会环境、 制度保障。”

　　蒋兄没有意识到，提倡“读经”，也不能不借助没有中国“主体性”而西方色彩甚浓的“公民社会”，这不是狠狠往 自己脸上打了一个耳光吗？！

　　袁伟时，历史学家。生于1931年，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 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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