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的消费记忆

　　1896年，法国商人在上海闸北的西唐家弄的徐园“又一村”茶楼内放映“西洋影戏”，完成了中国百年电影史上 的第一次放映活动。1930年代伊始，中国233家影院共14万个座位，上海就占了其中的1／4，欧美几乎所有的大制 片公司都在上海找到了代理人和发行商。直到近几年，上海电影每年的票房收入依然占据全国将近1／5的份额，上海拥有中 国最大的电影消费市场。

　　撰稿／钱亦蕉(记者)

　　电影制作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一个光荣的“造梦产业”，而作为产业的另一端——电影消费却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其 实某种程度上电影消费决定着电影产业的命运。作为中国电影消费重镇的上海，100年来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电影院

　　电影院作为电影消费的场所，自然引人瞩目。据记载，上海第一家电影院是1908年西班牙人雷蒙斯在海宁路乍浦 路口的溜冰场上用铁皮搭建的虹口活动影戏院，1910年雷蒙斯又投资建造了上海第一家正规电影院——维多利亚大戏院( 四川北路海宁路口)，此后，他在上海不断兴建影院，成了上海的影院大王。当时电影院大多由外国人建造和经营，直到1925 年，中国人开办的明星影片公司建立中央大戏院，专映国产影片。1926年，张石川等人收购了雷蒙斯的几家影院，并以中 央大戏院领衔，成立“中央影戏公司”，于是引发了一场“影戏院大战”。院线竞争带来了电影院建造的黄金时期，1928 年至1932年的5年间上海共新建电影院二十五六家，其中南京大戏院(现上海音乐厅)、大光明大戏院和国泰大戏院呈三 足鼎立，是当时最好的电影院，后两者更把这种辉煌持续了很多年。大光明和国泰以放映美国原版片为主，在每个座位上都装 有同声翻译耳机“国语风”(又称“意译风”)，这种设备上的“豪华”和“贴心”似乎犹胜今朝。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旧上海遗留下来的电影院(一些经过了改名和改建)仍在放映市场上起着重要作用。据当年大 光明影院经理、现上海联和院线市场总监吴鹤沪回忆，“文革”后80年代，大光明仍是上海的一流影院，曾经连续11年票 房名列全国第一，最高年票房达到过2004万元，对照当时便宜的票价，这个数字确实惊人。1991年，上海影城建立， 1.4万平方米占地和9个放映厅的“重拳出击”，让它逐渐取代了大光明的影院龙头地位。90年代中后期，外资进入，促 使新的一轮影院大战，多厅影院的全面告捷，打破了旧有格局。最早外资改建的电影院是淮海电影院(现已拆除)和鑫乐普陀 ，但现在看起来都非成功案例。外资建造的第一个多厅电影院是打浦桥附近的嘉华海兴，1997年兴建，共有4厅，建成之 初有过辉煌；2000年嘉禾集团又投资建造了第一个连锁影院嘉华友谊。1999年情人节开幕的环艺电影城是上海首家建 立在商场(梅龙镇广场)里的多厅影城，共有1500多座，开幕当年就成为上海票房冠军。从此开启了在商厦建影院的风尚 ，美罗城的柯达超极电影世界、港汇广场的永华电影城、新天地的UME、虹桥上海城的虹桥世纪电影城、浦东八佰伴的新世 纪影城、正大广场的星美正大影城、大上海时代广场的万裕国际影城等等，全面改变了上海观众的观片消费习惯。由上海永乐 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华纳兄弟国际影院公司共同投资建造的永华电影城拥有11个放映厅，借助徐家汇商业圈的繁荣，已成为 上海电影院新霸主，2004年度获得全国单院票房总冠军。

　　关于电影院的记忆不仅局限于豪华影院，一些特色影院也因一时的辉煌而让人难忘。比如新光电影院，它是1930 年由奥迪安电影公司兴建的，80年代一度以放映内部观摩片闻名。“内参片”是历史产物，在思想禁锢时期，外国电影往往 只能以“内参片”的形式放映，新光、永乐宫、武警会堂、上译厂等都是内部电影的大本营。80年代还有一些电影院率先重 开通宵场，比如大光明、燎原电影院等，通宵电影迎来了一段黄金期，也成为申城电影消费的一种象征。另外，各个区县的工 人文化宫和学校等事业单位的礼堂也曾经一度是普通上海人电影消费的重要地点，价格便宜和包场放映是它们的特色。

　　电影票

　　除了电影院，电影票也是电影消费的重要元素。根据收藏家袁啸波(编有《老电影1930-1949》一书，上海 古籍出版社)收藏的电影票来看，30年代的电影票比较宽阔，上面不标几排几座，每张电影票因影院和电影的不同，标以2 角到6角不等的票价。30年代末40年代初，局势动荡，引发难民潮，于是每张电影票还要加收一成(10％)左右的救济 捐。票价也开始上浮，以南京大戏院为例，这时的票价已从6角涨到了1元2角。40年代开始，电影票逐渐变成狭小的长条 ，并标出某排某座，这样式样的电影票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直到多厅影院出现以后才有所改变。到40年代末，时局不 稳，物价飞涨，电影票价也开始节节上涨。1947年底，平安大戏院的票价为20000元(相当于解放后的2元)，还有 付娱乐捐5000元；到1948年6月，美琪大戏院的票价索性涨到了48000元，另娱乐捐12000元，看一场电影 总共要60000元(相当于解放后的6元)，涨幅惊人。

　　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电影票一度降下价格，稳定在一二角钱。直到“文革”后的80年代初，首轮影院如大光明等的 电影票还是3角5分一张，二轮2角5分左右，三轮1角5分左右。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电影票也随着物价上涨，到1989 年一般为2元5角一张。90年代，影院结构的调整和多厅豪华影院的出现，以及分账大片的引进，又带动一波涨势，90年 代中期的大片票价大约为15元左右。2000年，在上海，一线大片的首轮票价为30元。2003年初，《英雄》的热映 使得票价再度上扬，大片票价定在了50元。刚刚过去的2004年，电影票上涨的势头并没有停止，年末，一线大片(包括 国产大片)的首轮票价涨到了60元。当然，票价在其他电影消费的重点城市也不见回落，同样的大片在北京的一流影院上映 每张开价80-100元，广州60-80元，深圳100-120元。

　　消费群体

　　电影院和票价的变迁肯定会影响到消费人群。电影在刚出现的时候是“高新技术”产业，这种新鲜玩意是只有达官贵 人、时髦人物和有闲阶级才能欣赏的，不过随着它的逐步发展和逐渐普及，电影立刻成为了男女老少最钟爱的娱乐样式。1947 年，上海电影院观众全年共计28210974人次，平均每日77290人次，可见电影的风靡程度。在电视、电脑等其他 更灵便的娱乐消费样式出现之前，电影几乎是普通老百姓娱乐享受的最高境界。五六十年代，在农村的露天剧场，那里有电影 最广大的消费者；直到七八十年代，一些普通人的观片经验更多来自于单位的包场。“文革”后，电影重新开禁的一段时间， 黄牛贩子到处乱窜、一票难求的场面经常在电影院门口上演，逢年过节送电影票是很珍贵的礼物。然而，电视的普及和发展， 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出现，对电影产生不小的影响。观众群体范围缩小，票房低迷，电影走入低谷，近几年来全国总票房始终徘 徊在10亿元上下。而豪华影院的兴建，票价的上涨则造成另一重压力。到了新世纪，电影消费群体已局限在学生、白领等少 数年轻群体和一些富有阶层当中，普通老百姓已很少能一年花50元钱进一次影院了。据统计，在上海，目前人均一年进一次 电影院(当然这是平均数，很多人多年不看电影了)，而其他城市，这个数据更叫人汗颜。电影重新又回归到阳春白雪，也使 整个产业链陷于矛盾之中——到底是大投资大制作走高票价路线，还是小投资搞低票价普及版呢？

　　电影消费也是带有时代印记的。不同的时代，对于电影消费的记忆当然各不相同，我们邀请了不能年龄层的电影爱好 者，请他们讲述各自观看电影的消费经验。

　　中乐(资深影人，20年代生)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院中，建筑豪华、设备先进的头、二轮影院，几乎都是洋气十足放映欧美影片的。看 电影的观众走近大门时，就会有一个身穿特制号衣(工作服)、头戴圆筒形平顶帽子的小孩，在门内为你拉开大门，恭敬地将 你迎进大厅。一些会说英语的观众，习惯地叫他为“boy”，一些不会说英语的市民观众，就率直称呼他们为“拉门小郎” 。

　　早期放映的欧美影片，都是原版片。一般观众要了解剧情，就得依靠一张说明书。那时候每家电影院的检票口，都在 票柜旁边放上一叠介绍剧情的说明书，供进场观众免费取阅。一些小影院的说明书，一般只有32开大小，只印着简单的故事 。头轮影院的说明书，版面编排和内容都比较美观丰富，开张也大至4版16开，中英文对照，除故事外，印有影片公司名称 ，编、导、演职员表和特制的海报、剧照、诗意的宣传词句，颇得影迷喜爱。这些说明书，还被观众在看罢影片后作为藏品保 存起来。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欧美有声片涌入上海，有些首轮影院开始在座位上装置“译意风”，通过耳机向观众播讲剧 情和对白。一些小影院则在银幕边旁挂上一块小幕布，放映幻灯字幕介绍剧情。

　　电影院的营业时间，一般为每天3场：下午1场，晚上2场。每场放映到一半时，银幕上就会映出一张幻灯玻璃片： 休息10分钟。在休息时间，观众可以在场内活动，或者上厕所(设在场内)方便。几乎与休息幻灯片同时出现的，是三两个 胸前挂着一只长方形藤盘，盘内放着各种糖果和洋式巧克力等食品的小孩，穿梭叫卖在场内走道上。他们是院方开设的小卖部 雇用的，年龄多为10岁左右的小孩，观众习惯地叫他们是“卖糖果小郎”。

　　在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国产无声片迅速发展，各家影片公司竞争十分激烈，纷纷使出各种宣传手法吸引观众。最 常用的是每当一部新片首映的头三天，在每场的休息时间，由影片的女主角登台演唱流行歌曲。那时候的当红女影星如黎明晖 、杨耐梅、陈玉梅、宣景琳、胡蝶等是亮相频率最高的，她们都穿着最新款式的时装，理着时髦的发式，现身于台上，颇受影 迷欢迎。到上世纪30年代初，影片公司的宣传形式翻新，每当新片首轮上映期，由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在影片放映前登台合演 一出小品剧，取代了幕际的歌唱表演。

　　李元(原《电影故事》副编审，40年代生)

　　我四五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居住在香港，每次去看迪斯尼卡通片、好莱坞儿童片，妈妈总喜欢照秀兰·邓波尔的穿着 打扮我。后来父亲参加两航起义，一家人回到上海。50年代读小学时，每逢周六、日，去南京西路陕西路口平安电影院看儿 童早早场就像过节。《丘克盖克》、《夏伯阳》、《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几乎每部都看，不过我不太喜欢这些“一 本正经”的片子，倒挺喜欢苏联侦探片，还有捷克、匈牙利、荷兰影片。有一部叫《冷酷的心》，片中荷兰鬼把人心挖出来时 ，全场孩子齐声尖叫，真让我记一辈子。电影院门口地摊上有出售李丽华、蝴蝶、王人美、周璇、赵丹、白杨、王丹凤等人的 明星照，我常常连早点和车费都搭上去，收集了一抽屉；还向圣约翰大学毕业、酷爱“荷里活”的母亲、姨母讨来百多份旧上 海影院免费奉送的好莱坞影片说明书，尽管纸张泛黄像旧报纸，可这些是电影院出来的真货哟！电影院又是女朋友们会聚请客 的好地方，当然也是决定终身大事的秘密接头点。记得60年代初恋时，我先生请我看一场大型歌舞片《东方红》，席间他笨 拙地向我射来丘比特之箭：“一起看电影好吗？那就一辈子吧。”这一辈子果然交给了电影事业，也交给了他。

　　秦文君(儿童文学作家，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总编辑，50年代生)

　　对电影的痴迷可以追溯到童年，那时，小小的人儿也学会将进电影院视为一桩极隆重的事，差不多都是盛装出发：事 先套上最体面的衣裳，换上成色新一点的花布鞋，鞋滚条刷得煞白。那一时期记忆较深的电影有《怒潮》《小兵张嘎》《红珊 瑚》什么的。走出影院那一刻，小小的心灵盛满叹息、欢愉，有时还会产生轻微的迷沌，突然记不起自己是何许人也，仿佛已 幻化为某个剧中人物。

　　我青年时代的许多有关电影的记忆，都与新光电影院隐约相关。只因当年，那儿是一个放映“内部电影”的大本营。 每次弄到新光的票子，总是早早奔出门，游魂一般的在新光附近穿梭来往，焦灼地等待着上一场电影的散场。待到看完电影， 往往不急着归去，徒步赶长长的路，一路静思默想，沉浸于电影剧情的回味中，不忍快捷地跨进家门，回到日常的岁月中去。 那种揪心的期待，执迷不悟的热爱，犹如正经历着最热烈的恋爱。

　　最疯狂的当数80年代初期，当时有一大批好片子在“英国电影回顾展”为首的一系列外国电影周中亮相。记得有一 次，我的早场电影是在新光看的，散场后小跑着奔向另一个剧场，随后又是另一家；就这么一个接一个赶着场子看片子。姿态 比跑片员还心急火燎。其间还旁若无人，一手拎着水瓶，一手拎小食，像是唯恐在颠沛流离中饥渴交迫，昏倒在去下一个电影 院的途中。那天的夜场电影恰巧又是到新光看的。回家后视察这一整天的行程，发现竟在上海地图上走出一个大大的圆。当然 ，也度过了一个电影爱好者的最圆满的一天。

　　龚建星(《新民晚报》副刊编辑，60年代生)

　　我记事的时候，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看电影大概可以说是最高档的享受。

　　当时，有些单位的会场基本上成了院线的“加盟店”，著名的有黄河路上的交运会场、四川路上的邮电俱乐部、南昌 路上的城建会场等等，市里和各区县的文化馆、文化宫是放电影的主力，连少年宫、市三女中的会场也时常放电影。电影《冰 山上的来客》够有名的了，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看的吗？告诉你，是在第一百货商店七楼一家工艺品厂的礼堂看的。其实这也 没什么稀奇，当时各大工厂的礼堂都会放电影。露天电影院也随处可见，从前同济医院(现长征医院)的操场经常放电影，我 看过多回。

　　那时看电影还有些讲究，楼上的总比楼下的高档一些，所以如果在电影院里和人家换位子，楼下的要换楼上的，基本 上是不成功的。买电影票一般以10排至15排为上佳位置，但有一家电影院是例外，那就是新闸路上的西海电影院，它是我 到过的最大的电影院，前后有三四十排座位，横向的座排号要达四五十号，须知一般电影院只有二十多排三十多号，这里的第 一排距银幕大概是其他电影院第六七排，不谙其中奥妙的人若据常理买十几排的座位，准要大呼上当。

　　很多电影院是没有冷气的，电影院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吊扇，长长的连接杆飞流直下，以致在楼上位置看电影的部分观 众会因这些电扇杆而影响视觉效果。有些电影院怕妨碍观众看戏，把电扇安置在墙壁上。不管怎样，在宁静的电影院里，那种 电扇发出的沙沙声总是很烦人。

　　有些电影院还有一种“加座”，即在靠近走道的那个座位旁加一个可以翻落的小椅子，类似如今面包车里的翻椅。加 座票自然便宜，最受条件差或买不到电影票的人的青睐。

　　那时，除了看电影要排长队买票外，还有一道现在看不到的风景——调换电影票。一些人根据不同的电影、场次、影 院、位子等进行各种交易，有一种叫做“翻跟斗”的交易混在其中，即以原票价的几倍卖给急需的人，这种交易一旦被纠察发 现，可以被重处，最厉害的，可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蹲监狱。此外，电影院的里外，也小流氓抢军帽、叉拉三(与不正经 的女人调情)的理想地方，所以往往也是纠察重点关注之所。

　　徐鸢(《DVD导刊》执行主编，70年代生)

　　80年代的一段时间，流行小范围放映的“内部资料片”，它不仅是通向原版电影的唯一一条道路，而且也是某种特 权的象征。内部资料片的票子上总会印上“儿童严禁入场”这触目惊心的六个字，仿佛如同一种暧昧又神秘的鸡尾酒，在暗色 的灯光下对刚经历青春期的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许多年前的某个春节，我收到了一张大人们因跑亲戚而放弃了的内部资料片 观摩券，对于当时仍满脸稚气的我来说，拿到票子的那一刻起，我就必须筹划一个无比复杂的化装计划。因为觉得自己可能因 为外表的年龄差而给赶出来，需要给自己弄得老成一些才行。

　　化装的重点是穿上不符合年龄的衣服，父亲的大衣锁在衣橱里，拿到大衣的关键是不能让衣橱锁起来。我先要求母亲 给我钥匙开橱找衣服，然后乘她不注意而把衣橱的门假锁起来，钥匙还给了她之后，静静等待他们走亲访友。等到他们都离开 了家，我把橱门打开，翻出了父亲的大衣，换下了我的校服，又找出了一副老花眼镜，架在鼻子上试了试，看上去还不够老成 ？再加上一条大围巾吧。

　　穿戴整齐，我开始往新光电影院进发。一路上脑子里都是届时万一被发现时的应对对白，恍恍惚惚地到了站，走下车 门，径直往电影院走去，顺便戴上了眼镜。门口果然检查森严，有个中年妇女带着小男孩给赶了出来。老花眼镜开始令我头晕 ，但我的脑子清醒得很，我看准了一个老干部模样的老人在和其他人打招呼，相互拜年，我紧跟着他身后，与那些拜年的人一 起走上了台阶，伸手拿票，然后递给了检票员，票给撕了个小半，我拿着剩下的票根，跟随着人群走入了电影院。

　　徐莹(交通大学影视学院在读，80年代生)

　　记忆中的看片经验和人头攒动的录像厅无关，露天电影院似乎也没真刀实枪地见过，本来以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结束 了，却没想到在毕业前夕，在美丽的大学校园，还有一份独特的小天地可以享受——学校礼堂。

　　在那里看过美国大片和大陆美片，古今中外新的老的一起来，仿佛兄弟一家亲似的，彼此安然无事。唯一的差别大概 就是那3元门票和5元门票之间的价格显示出来的热门程度区别：3元是自家的好，5元是外国的月，但其实也没多少差别。 当外面正规电影院的门票随着票价的日新月异而纷纷采用高科技技术，设计愈发精美先进之时，学校里的电影票还是那种老老 实实的小票子，两寸长方形，灰蓝色或者橘红色，看着有些土，仿佛一不小心就要捏化了，却又觉得踏实。

　　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在学校的礼堂里看胶片放映的《霸王别姬》，好像是为了庆祝国庆而特别推出的吧。胶片机放了 一半，断了，灯亮，等不及的观众开始离场，有耐心的拿出手机打发时间，过了十分钟，灯又灭了，台上的光影又动起来，台 下的人重新收敛，看台上人的脸哭了又笑。朋友在旁边很感慨地说了一句：“命运无常啊！”说得有些悻悻然，其实却也很应 景的。

　　总在想，这礼堂在平时也是多半孤单寂寞的吧，有了电影陪伴，我们和它都多一份温暖。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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