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旦中学学生自编语文教材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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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5日17:38 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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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教材革命”还是“一次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投降”？ “不要低估学生的鉴赏能力。”孙老师说，“有人一直怀疑我们的做法，认为中学生的审美能力不高，容易把浅显通俗、思想深度较弱的东西选进教材。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从学生选出的40多篇课文来看，并没有多少媚俗浅薄的东西。”
外滩特约记者 杨林成／报道 近几年，一些不满现行中学语文统一教材且勇于“吃螃蟹”的中国语文教育界人士，顶住重重压力，戴着中考高考的 “脚镣”艰难起舞，意欲打破统编教材一统江湖的局面民间文本纳入，政治言论淡出；球星、歌星、侠客邀了来，“狼牙山五壮士”请出去；性描写、摇滚歌词、说财论富类时文登堂入室，忆苦思甜、痛说革命家史之篇什悄然退出…… 据报道，三年前，上海复旦中学的一群高一学生，也吃起了“螃蟹”，挑战上海统编教材的神圣与权威,他们摸索着自己编写语文教材。而据最近的报道称，日前，作为这次教材改革成果之一的数十万字《高中文化专题读本》已编辑成册，并报送上海市教委审查。一旦获准，即可正式出版，进而在全校以至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使用。 这一消息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鉴于该举措打破了几十年来中学语文统编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媒体称之为 “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然而，对于该项改革，也有不少人生出诸多疑虑和担忧：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生，有能力自己编写语文教材吗？他们的目光，会不会因为年轻而越过经典，直接时尚？这是否会像某位语文特级教师所担忧的， “有点像教育领域的‘大跃进’”？或者，如有的论者所说的，是“一次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的投降”？ 带着这些困惑，日前，《外滩画报》记者来到了位于华山路的复旦中学。 “学生自编语文教材”的诞生 “这次实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说起语文自编教材，此项高中语文教改实验(以下简称“教改实验")的负责人、孙宗良老师这样告诉记者。 据孙老师介绍，2002年秋季，该校语文教研组的老师和高一年级4个班级近200名同学，开始了“三维能动” 的语文教改实验。到了第二学期，同年级的另外6个班级同学也参加了进来。所谓“三维”，即相互联系着的三方：学生、教师、教材。 “当初的想法，就是尝试着改变一直以来的语文教学低效的状况。我们想，只有让‘三维’互动起来，才能把师生的能动性激发出来。”孙老师说。 孙老师给记者详细介绍了他们自编语文教材的结构：以上海市统编语文教材为基础，按主题分单元进行编写。每学期编写6个单元，每单元7篇文章，这7篇文章按照“3+2+2”的模式组织编写：开头3篇文章由老师从统编教材中选择，接下来的2篇由老师自由挑选，最后的2篇，则由参加实验的学生自己推荐。 “挑选课文，是一项很复杂同时也很慎重的事。当时，我们老师挑选出的篇目，要接受学生的质询；而学生自己挑选出的篇目，更要接受层层‘拷问’。一句话，都要充分说明论证选择的理由。”孙老师说。当时4个实验班的同学自由组合， 4到8人一组。每单元上完前面的5篇课文(即由老师从统编教材中选出的3篇，以及由老师自由挑选的2篇)后，由每个小组介绍各自推荐的文章，像参加投标会一样，认真阐述自己选择的理由。然后集体讨论，定出最终篇目。 “学生们挑选出最终的篇目，还只是第一步，更有滋味的是下一步：由学生给自己推荐出的文章编写‘文化导引’、 ‘思考探究’等助读内容。”孙老师的同事傅松老师告诉记者，“每当这时，教室里总会像炸开了锅，甚至一些平时腼腆的同学也会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这群高中生在老师的指引下，高一、高二两年，一共自编了40多篇课文。不过，去年秋天他们进入高三后就停止了这项实验活动，与上海其他学校的高三年级学生一样，用起了上海市统编教材。 “搞这样的实验，对这届学生的高考语文成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记者问。 傅老师对此显得很自信。她认为，与统编教材不尽相同的自编教材，同样能实现既定的语文教学目标。高考语文都是开放性的试题，是考查灵活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况且，我们的自编教材，毕竟还是以统编教材为基础的，真正学生自选的篇目，占的分量并不大。”傅老师强调。 “金庸的作品分量好像轻了点” 郑紫茜，复旦中学高三(9)班的学生，当年自编语文教材的参与者之一。她告诉记者，参与教材的编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那时我们学习语文，就像蜕了壳的春蚕，轻松快意。自己推荐的文章如果最后被选中，蛮有成就感的！”郑紫茜这样表述当初的感受。 高一时，她所在小组推荐成功的一篇“课文”是陈忠实的《晶莹的泪滴》，郑紫茜们为这篇文章编撰的“相关链接” 包括五个部分内容：(一)推荐者手记；(二)摘自“中国之窗”网站的作家评论《大气纵横白鹿原的作家：陈忠实》；(三 )尤里-里希特《信》；(四)马德的《人性的芬芳》；(五)雪莱的《论爱》。记者粗算了一下，整个“链接”部分大约有四千字。 鲁佼娇是郑的同学，她当年所在的小组推荐的王朔的杂文《我看金庸》也入选了教材。 “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直接选金庸的武侠小说？”记者问。鲁佼娇略一思索，答道：“金庸的作品放在语文课本里，分量好像轻了点。” 记者翻看了她们当时为这篇文章撰写的“文化导引”，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王朔批评金庸，无疑一枚重磅炸弹。但正如文学的植物园里，既有鲜花香草，也有嶙峋的怪石。作为文学批评，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但说无妨；丰富的和声方能构成雄浑交响，斑斓的色彩才可组合繁华世界。对于金庸，可以见仁见智，问题是我们该拥有一种怎样的眼光和心态……” 记者问孙老师：“有教育专家认为，中学生的知识积累还没达到一定的层次，学生参与编写教材，形式大于内容，是一次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的投降。对此你们怎么想？” “不要低估学生的鉴赏能力。”孙老师说，“有人一直怀疑我们的做法，认为中学生的审美能力不高，容易把浅显通俗、思想深度较弱的东西选进教材。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从学生选出的40多篇课文来看，并没有多少媚俗浅薄的东西。” 孙老师从书柜里捧出了一叠厚厚的书稿(即“自编教材”)，给记者进一步介绍其中由学生自编的部分： “你看，有文化时评，如周佩红的《再见，假面舞会》、王朔的《我看金庸》；有震撼人心的大手笔，如梁衡的《大无大有周恩来》、陆幼青的《死亡印象》；有称颂一时的时文，像《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献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有耐人寻味的外国散文，如乌拉圭作家恩里克·罗多的《坚硬的荒原》、美国威廉·福克纳的《获奖演说》……”记者翻看了打印的《高中文化专题读本》的目录，发现学生选出的那部分课文中，没有一篇中国古典文学，都是跟时代、跟自己生活比较贴近的现当代作品。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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