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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依赖器械看病 仪器出毛病活人被推往太平间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7日14:19 新民周刊

  古老的医学艺术失落已久。行医愈来愈机械化,医学不再是触摸的艺术,比较像是解读机器讯号的科学了。

  51岁的刘奇心电图呈直线而被宣布死亡。推往太平间的时候,如果他不是鬼使神差动了动手指,又正巧被身边的家人发现,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焚化炉。

  家人迅速将刘奇推往原来的病房,强烈要求再次检验心电图。医生万般不情愿地连上仪器一看,还是直线,当即训斥道:“开什么玩笑,把死人推来推去!”

  刘奇的家人不死心,又推到隔壁病房去做心电图。令在场医生大吃一惊的是,刘奇确实没死。人们将那台“草菅人命”的心电图机拆开一看,分别连接胸口、四肢的5根导线中竟然断了4根。

  无独有偶:一位84岁的张老太病危得蹊跷——心跳骤停,但血压和呼吸都显示正常。她的亲属告诉记者:“七八名医生不由分说轮番上去捶胸、打强心剂、电击,一点也不见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粘在胸口的心脏监护仪导线松掉了。”

  简单地用听诊器听一下,或者搭搭脉搏,这些“把活人当死人”的荒唐事根本不会发生。然而张老太的儿子却发现:“给我母亲作检查的医生,没有一个戴着听诊器,都是看着监护仪作记录。要进行瞳孔对光反射检查时(判断病人死亡的基本诊断方法),医生竟然没有带手电筒,还是我表妹将随身带的手电筒借给他。”

  “医疗器械故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医生越来越习惯于依赖仪器设备,‘望闻问切、视触叩听’这些最基本的物理诊断方法不知不觉中被淡忘了。”第二军医大学一位心内科老教授告诉记者。

  大设备病

  医学的技术革命在医院里比比皆是:超声心动图代替了心脏听诊、B超代替了摸肝脾查腹水,胸片代替了心肺检查……传统的诊断方法开始“下岗”。

  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北京一个城市的CT比整个英国都多,中国真的这么富有吗?

  一项由辽宁省

卫生部门参与的“贵重医疗仪器设备使用现状调查”显示,全省134所不同层次的医院,心电图、B超、核磁共振等诊断设备的数量远远高于内外科手术、激光治疗等治疗设备数量。无论什么级别的医院,诊断与治疗设备之比相差悬殊,其中市级医院为4:1,区级医院为13:1,县级医院为12:1。

  “医生即使听诊,也只是象征性地前面听一下,后面听一下,就草草结束了,听诊器就像是挂在脖子上的装饰品。”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听诊是要有条件的,诊断室必须很静。现在医院的诊断室都把墙拆掉,变成开放式的了,这边病人主述病史,那边家属七嘴八舌,干扰那么大,当然听不到什么东西。”

  很多患者都有这样的经历:排了几个小时队,医生只是简单询问一下病情,就开出一摞检查单:CT、B超、心电图、抽血化验、X光透视……得了什么病?一切等报告出来了再说,真不知究竟是医生看病还是机器看病。病人即使心存疑惑,也不敢不遵“医嘱”,甚至一些病人也开始“迷信机器”,担心少作一项检查会导致诊断出现偏差。

  一位全科医生告诉记者:“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大型医疗设备滥用现象。本来可以通过常规物理检查来诊断的病,医生却过分依赖诊断设备。比如肩周炎一般没必要去拍片,肺炎不需要做CT。再以骨折为例,如果拍片可以证明物理诊断是正确的,就根本不用一遍又一遍地做CT、核磁共振。但现在你到医院去做检查,往往最该用的检查手段一个也不用,间接检查如CT、核磁共振这些价格昂贵的项目倒是一个都不能少。”

  调查中一些医学家告诉记者:是否拥有丰富的临床诊断技术和经验,恰恰是名医与医匠的根本差别之一。“完善的物理诊断结合询问病人家族史、病史,可以使80%甚至90%的疾病得出正确的初步临床诊断。比如肺部叩出鼓音,那就是肺气肿;如果叩上去是浊音,就是肺水肿。”

  著名心内科专家,原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曾昭耆教授说:“一个医师的水平,最根本体现在他诊断治疗疾病的基本功底,取决于他能否正确地根据临床观察、分析思考,正确地判明病情,取决于他用手、用眼和用脑子的能力。现代医疗设备不过是病史和体检的补充。”

  仪器也杀人

  实际上,“大设备病”是不少国家的“常见病”。美国知名医学教育家路易士·汤姆斯多年来目睹医学重视科技而偏离人文的发展趋势,在《最稚龄的科学》一书里指出:“古老的医学艺术失落已久。行医愈来愈机械化,医学不再是触摸的艺术,比较像是解读机器讯号的科学了。”

  “由于对精密医疗仪器与电脑表格程式的过度使用和依赖,现在的医师不会花几十分钟去听胸部或触摸你的肚子,他们只要填张单子,有人就会送去放射科做电脑断层扫描,其结果当然是不到一个小时,病人体内的器官巨细无遗。医师相信,单纯依靠这些打印得漂漂亮亮的数据,就可以对病情了然于胸。”

  然而记者了解到,机械地应用各种医疗仪器的数据来诊断疾病,往往会削弱医师的综合判断能力,将他们引入歧途。

  “有了医疗器械,医生反而不会看病了。”一位老医生告诉记者,“我朋友的姐姐刚开始有点咳嗽,后来变得气喘。在几家医院做胸透都显示肺拐角有阴影,诊断为感染性肺结核或过敏性哮喘,开了很多抗菌素和哮喘药。可她吃了药后病不仅没好,痰液里还开始渐渐出现血丝,气都喘不上来,最后只得住院。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发现沿喉下去15厘米之处出现占位性病变,布满菜花状凹凸不平的东西,这符合恶性肿瘤的特征,于是医生紧急进行开刀切除。但是切下来的肿瘤经过培养后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癌细胞。”

  原来,这位病人根本不是哮喘,而是气管吸入了异物。在大量激素的作用下,细胞变异成了“类癌”。

  “她受了一年多的罪,最后还动了手术,完全因为医生不重视检查,没有仔细听诊,或是听诊水平太差。是不是哮喘通过听诊就很容易判断。哮喘的特点是吸气长、呼气短,这位病人则是呼气长、吸气短,正好相反。固定部位出现哮鸣音,首先应该怀疑是不是吸入了异物。这在教科书上就有记载。”

  路易士·汤姆斯谈到:“医学愈来愈没有人情味。现在的医师不必去亲近病人及其家属,可以刻意保持距离。对病人而言,医师也不是他们可以一诉衷肠的亲人或者密友了。医师和病人的距离,因对医疗仪器的过度依赖和使用而越行越远。”

  曾昭耆教授的一次经历发人深思。“一个女病人,因为突发剧烈胸闷憋气已近1小时,由她的丈夫送到了急诊科。经过多次复查心电图及心肌酶,均无重大异常发现。急诊医生鉴于症状较重,须留急诊科观察,静脉滴注硝酸甘油。病人一夜不但没睡觉,而且因静滴硝酸甘油而头胀头痛难受,病人的丈夫焦急地通宵陪着。

  第二天送到我这里后,我发现病人表情痛苦、沮丧,便和气地问她心里是否有什么委屈。只见病人目光呆滞,两眼含泪,突然放声大哭。她一面抽泣,一面开始倾诉。原来昨天下班前,单位领导莫名其妙地把病人批评了一顿,她感到十分冤枉,又无法解释。闷闷不乐地离开机关,一心想回家后向丈夫倾诉一下。完全意外的是,回家刚开口,又被丈夫责怪了一通,堵回去了。这才突然出现了上述症状。病人哭诉后,情绪渐平稳,症状居然消失了。”

  “如果早些弄清她心中的委屈,及时进行宽慰疏导,也许不用费多少劲儿就‘风平浪静’了。可惜急诊科的医生护士们为患者又是做心电图,又是取血查血清酶,又是输液。只可惜,从没有人关心一下患者的表情异常,想到与她聊一聊天。”

   依赖幕后

  “医生要善于应用各种诊疗手段,但是,医生决不能成为它们的奴隶。”医学前辈陶桓乐教授对“医疗器械迷信”十分反感。

  在我国,过度依赖医疗设备似乎不仅仅是一个“人性化”还是“机械化”的选择,更多地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关系到医术与医德。

  一位老医生给记者回忆当初他们如何学习听诊。

  老师与十来名学生围在一起用多头听诊器来为患者进行心脏听诊。老师听过说了声“没什么”。十来名学生也都附和,只有一个声音响起:“乳房下左侧心尖听到杂音。”

  老师板着脸问:“什么杂音?”

  “柔和吹风样杂音。”

  “几级?”

  “二级。”

  “杂音有传导吗?”

  “没有。听诊器移开一点就听不到。”

  老师这时已经满意地微笑起来:“什么原因造成的杂音?”

  “可能是胃出血造成贫血导致心室血量返流不足,没有传导排除病理性病变。”

  这是一幕酷似韩剧《大长今》中对病患判断的一问一答。老医生告诉记者:“看起来‘神乎其神’之技就像长今学医一样,最初靠的是大量的死记硬背,并不断把临床观察与医书对照,进行反复揣摩。只有这样,临床经验才有可能逐步积累至丰富。一个真正的医生,下班后经常要学习至深夜。活到老,学到老。”

  “诊断学相当难学,我们一个班只有14%的通过率,一个同学考了30次都没有通过。即使通过了考试,往往一到临床上,发现操作仪器简单省事得多,就越来越不注意临床诊断技术的提高。基本功荒疏了,就越是要依赖仪器。这是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然而需要通过刻苦学习才掌握的诊断技能,在临床上却被严重低估。

  记者手上有一份急救病人的治疗清单,费用总计8645.62元。其中:

  诊疗费: 24元

  检查费: 62元

  化验费: 934元

  摄片费: 80元

  输氧费: 128元

  西药费: 5463.46元

  病室治疗费: 1460.34元

  手术及材料费: 290.82元

  其中最能体现医生技术水平和价值的“诊疗费”反而最廉价。这样的“畸形清单”在中国普遍存在。而记者了解到,欧盟国家门诊药费却是诊疗费的十分之一。这成为我们

医疗体制改革中奇特的一幕,一方面病人抗议“看病贵”,另一方面医生抱怨“合法收入低”。

  “动辄检查也不能全怪医生。由于各级政府对医疗事业普遍补偿不足,医院管理者对此采取鼓励甚至强制的政策。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药费上了,有关部门就对药费进行控制,如此一来,医院里的各种治疗、检查费用更是直线上升。”

  始终关注着医械安全问题的陈晓兰医生向记者透露了医院分配制度的变化:1992年前后尚没有对“开单费“的奖励,对“无目的性开大单”的医生还要处罚。1994年后情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增加了开单费的具体金额数量的规定。所有医院职工在完成基本定额指标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基本奖,超出部分按10%提成作为超产奖。

  一些制度也使得检查费居高不下。一位医生说:“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后,司法部门要求医疗事故‘举证倒置’,设备检查结果作为必要的证据成了医生的‘救命稻草’。我们院领导经常讲,要自我保护,各种检查都让患者做一遍,否则打起官司来医院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记者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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