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前世今生：从月收入千元到两年赚3千万

　　在市场需求与煤炭价格齐飞共涨的今天，无论是国有还是私人煤矿，超设计开采几乎无处不在。用钱老板的话说，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赚取最大的利润”。

　　撰稿／杨艳萍(记者)

　　今年十一长假，刘丽华带着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回山西吕梁老家，街上遇到过去单位的

同事。同事问这两年不看见你，上哪去了？刘丽华说，孩子转到北京读初中，她跟着进京陪读了。听说刘丽华在北京的房子有两百多平米，同事羡慕得直咂嘴。

　　“还是有钱好啊，你现在可就是北京人了。你男人呢，不开煤矿了？”刘丽华回答，男人当然还在矿上，不开煤矿，她和孩子在北京吃什么。同事开玩笑地说：“你在北京跟孩子过，那你男人现在跟谁过着呢？”

　　虽然是句玩笑话，刘丽华听来心里却“咯噔”一下。其实从到北京那天起，这样的念头就如影随形地跟着她，搅得她心绪不宁。每次回家刘丽华都不愿再回北京，抢白丈夫的理由是，两人分着过，她在北京不像个家，他在山西也不像个家，这哪里还是过日子。其实她内心里更深的忧虑，是把刚过不惑之年的丈夫一个人留在山西，着实让她放心不下。

　　买房子就是攒家当

　　在山西、陕西、内蒙等地，近年冒出了大批一夜暴富的煤老板。送孩子到国外或者国内大城市接受最好的教育，是他们有钱后的首选动作。

　　太原一位从事煤炭行业的童先生对记者说，山西煤老板们在北京买房，有地理上的便利。

　　另一个原因，开煤矿到一定规模，老板都要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山西大宗货物出省主要靠铁路运输，尤以煤炭运输为甚，煤炭运输紧张时，煤老板们每月1／3的时间要耗在

　　买房子置地，原本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投资方式，近两年北京、上海等地

　　记者还接触到一个来自山西的陈老板。从名片上看他经营的是一家贸易公司，其实这个年纪不到40岁的山西人，是位拥有6口煤井和一个焦化厂的私人矿主。他从2001年和一个朋友一起凑足了21万起家，短短4年多的时间资产已经神话般超过10个亿。陈老板说话慢条斯理，带着并不明显的山西口音。他面色苍白，略显倦意，身穿一件普通的褐色外套，如果不是见面时他开着的那辆车牌号码极其显眼的保时捷越野车，你很难将他和一个身家十多亿的大富豪联系在一起。

　　陈老板买煤矿也卖煤矿。2001年，一位矿主以280万的价格买下了一座与他相邻的煤矿，由于后来对近旁陈老板煤矿的安全和生产构成影响，2003年，陈老板以3200万的价格从他手中买过来。“2000万当时付清，剩下1200万，让他多挖一年煤。”

　　两年时间赚2920万，还不包括两年里他挖煤的盈利，只是矿井的价格。这让久经沙场的陈老板也生出些许感叹。这个钱赚得太容易。

　　煤价持续上涨，陈老板获利甚丰，也让他心里有些不安。这样的行情还能持续多久？煤炭是一个受宏观调控影响颇深的行当，如果一段时间后，价格也像现在焦炭一样出现大幅下滑，现有的产业该如何维持它正常运转。尽管资产庞大，其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银行融资。这些都是陈老板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陈老板曾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近期在山西传为笑谈的段子。香港半山的高档住宅区，有两幢豪宅待价而沽。卖方最初的心理底价是6000万一幢，同时对购房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的要求。一位山西的煤老板来看房，张嘴就开出一幢1.5亿的价格。卖方惊闻报价，什么身份、地位，全抛在一边，当即与他拍板成交。

　　陈老板面露鄙夷，“都是些暴发户，有了钱就胡整。”

　　这个段子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近来在陕西榆林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件事，让记者领略到煤老板们的出手豪阔。榆林城中有一个不错的地块，原先是座占地数亩的大浴场，经营不善要被拆除。榆林从事房地产的几家大企业都想吃进，结果地块被一个煤老板以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价格一举拿下。

　　“我们做房地产的人看来，这块地顶多值个2000万，可是他开口就是3400万。没别的，这两年煤老板挣钱太容易。”一位地产商对记者说，在当地还有个普遍的看法，钱存在银行就成了死钱，只会贬值不会升值，买房子置地才是真正在“攒家当”。

　　山西、陕西都是中国的煤炭大省，储量巨大而且分布广泛。在山西一些偏远地区，有的小煤井就开在农民家的自留地或者院子里，在陕西府谷一带，由于地质条件优越，部分煤层就暴露在山体表面。当地农民采煤根本无需办理任何手续，用四轮车装上一台发电机，拉到矿区直接用割煤机沿山体平着往里挖就是。

　　“这些偷着挖的人可把钱挣美了。他们挖煤是数天的，挖一天卖一天。有时候一天能挖上百吨，而且都是价格在250元／吨-260元／吨的大块煤，就算偷一次，他就把多少钱给挣下了。”

　　在陕西榆林市的一口煤井前，矿主钱老板告诉记者，目前当地的坑口价平均每吨在200元左右。容量2吨的煤斗，每两分钟从地下100米的深处提一斗煤上来，就等于是“提”上来400元钱。这哪里是口黑黢黢的煤井，分明是一部金灿灿的自动提款机。钱老板对记者说，现在他的矿井日产量是1000多吨，一天的产值就有20万。正常情况一年产量能达到30万吨，产值超过6000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钱老板接手这家煤矿时，年产量只有6万吨，经过多年建设投入和技术改造，目前年产煤量是17万吨。在市场需求与煤炭价格齐飞共涨的今天，无论是国有还是私人煤矿，超设计开采几乎无处不在。用钱老板的话说，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赚取最大的利润”。

　　炖羊肉过“严冬”

　　钱老板的家里，有三菱越野、宝马等4部车。说到煤老板买悍马，钱老板有些气不打一处来：“煤老板开个好车怎么啦？开好车的人多了，我们的车就是偷来的？抢来的？这两年煤炭价格好，开好车很正常嘛。早年我们受苦的时候，谁管过谁问过？现在人都势利得很。真是老话说的：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现在省内外拉煤的卡车在矿井旁排长队，钱老板守着矿井坐等收钱，而在1997年前后煤炭行业不景气的时期，这样的场景他想都不敢想。

　　“那时候，煤面最便宜卖到13块钱一吨，甚至还卖过9块钱一吨。我派人专门守在路边，见到拉煤的空车就好说歹说把人家请进来。矿上天天炖着羊肉，司机来了羊肉给盛上，烟给递上。如果是给电厂拉煤，10块钱一吨，要另外给司机1块钱。场地上的煤堆得山似的，太阳底下晒久了，会自己烧起来。”

　　最艰苦的时期，钱老板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家里靠老婆喂猪养羊作贴补。井上井下都要他盯着。每天早晨7点钟他骑着摩托车出门，总是很晚才回家。“媳妇说这么多年我很少在晚上9点之前回家，我早得了吗？卖煤、讨账、搞关系，都靠我一个人。别人吃，我得陪上，要唱，也得陪上，要赌，还得陪上。一顿饭千把块钱，掏钱的时候我心里总琢磨：这又得挖多少煤！”

　　同一区域的煤老板中，能挺到今天的已为数不多，钱老板算是其中的一个。在煤炭行业低谷期，他始终有个倔强的想法：一吨从地下百米深处挖出的煤，凭什么卖不过地面上的一方石头？石头可以轻易找到其他替代品，而与煤有着同样功效的石油和天然气，成本又太高，从这些方面看，煤价不可能永远这么便宜。

　　熬过“严冬”的钱老板，现在已开始品尝收获的滋味，对眼前一夜暴富的生活，他却心下忐忑，不知道这样日进斗金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他说，“每次听到有人叫我李总，心里总有些感慨。咋也没想到，我竟然还有今天。”

　　“我们就是孙子那一层的”

　　记者在钱老板的矿区采访期间，矿长向他报告，刚接到市里通知，下个月起每吨煤市里加收15元，好像叫“价格调节费”。钱老板有些莫名其妙，他问这个通知是会上说的，还是有正式的文件。矿长回答是电话里说的，什么时候下文件还不知道。

　　这样的事情，钱老板显然已经司空见怪。他面无表情地坐回沙发，对矿长嘟囔了一句，“这么大的事情至少应该有省级人民政府的文件嘛。”他掉转头对记者笑笑说：“什么时候都一样，煤越贵，来打招呼来收费的越多。我们就是孙子那一层的。”

　　名目繁多的税收和收费，让钱老板自己一时也说不清吨煤的精确成本。他让会计拿出一叠账单给记者翻看。与山西相同，当地税收也是基于年设计生产能力计算的(对于煤矿的超产部分，基本上还是“管理死角”)。在一个煤矿企业所有正常开支中，税收算是大项。矿主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地税等。其中个人所得税为利润的33%，增值税是销售额的13%。

　　山西的地税为销售税额的11.5%，榆林的地税是在销售税额的基础上，再提5%的城市建设税，和3%的教育附加费。

　　另外当地还要收取6项“煤管费”，其中包括1元／吨的计量费；2.63元／吨的维简费(维简费是煤炭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地方政府规定企业如果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维简费可以返还。钱老板说，实际上收去的钱没有再回来的可能)；0.3元／吨的环保费；0.5元／吨的水资源保护补偿费；1元／吨的防止水土流失费；1元／吨的集资修路费。

　　这部分费用由当地煤矿局一次性收取。在钱老板看来，这些都是政府收取的正常税费，企业交纳是应该的。让他颇为抱怨的是矿井旁那条5公里左右的公路。政府收了修路集资款，但是长期以来，门前运煤车压得稀烂的那条土路却一直无人过问。三菱越野开过，人在车里感觉像乘过山车，忽上忽下，左摇右摆。路面翻起的尘土半尺厚，一辆拉煤的卡车错身而过，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视线不足5米。尽管车窗紧闭，车里人还是被尘土呛得透不过气。

　　大致估算下来。钱老板的吨煤成本在60-70元之间，这还不包括采矿权、招待费、购买政府推销的各种产品、摊派的各种集资和捐赠。“全部加起来，成本大概超过100元。”

　　地处村镇的一些小煤矿，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搞好群众关系”。“和村民关系搞不好，我的生意也做不成。”山西一位矿主对记者说，现在的百姓“很难缠”，一个处理不好，他们的拖拉机就挡在了路当中，让你拉煤的车辆无法进出。

　　在不少地区，矿主每年要向村民无偿提供生活用煤供村民烧饭、取暖，每户人家每年控制在2吨以内。逢年过节还要给村民送米送面，或者按照人口发放现金，根据村子的大小，每人发放500元到1000元不等。如果矿主有能力把村干部搞掂，这笔费用可相应减少。

　　相对于矿主的整体收益，这笔不算大的支出增加了企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交易成本；对于世代生活在矿区的村民，以未来生存环境为代价换取的补偿，实在只是杯水车薪，甚至也不会给自己生活带来现实的改观。这种损己不利人的交易方式，在相关制度不健全的市场条件下，却成了维持煤矿正常运行的“常规武器”。

　　开10年煤矿弄出一身病，钱老板打算再干两年，举家迁到珠海去生活。“去年我已经把法人代表让给别人做，今年董事长我也不想干了。又是污染又是塌陷，还有应付不完的各种关系。将来这里只能当作是个挣钱的基地，生活居住已经不合适了。”

　　超过百种的税费

　　赋税过重是煤炭生产和销售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山西省物价局和山西省煤炭工业局曾对省内近500家煤炭产销企业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经批准、合法的收费共计92项。其中，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就达40项，属于经营性收费6项，铁路运输杂费等46项。如果加上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实际收费项目在100项以上。

　　征收税费的过程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国有煤矿的各类负担少于乡镇煤矿和集体煤矿，乡镇和集体煤矿少于个体煤矿的局面。在2002年之前煤炭行业处于低谷时期，有关部门乱收费问题有所收敛。随着煤炭行情的回暖，这种迹象又有所抬头。

　　在调查的40项行政事业收费项目中，涉及收费的行政、事业单位有29个。一些已经废止，或者与煤炭产销企业全无瓜葛的项目仍在继续执行。例如某县综合治理办公室收取的“群防群治管理费”，某县林业局收取的森林检疫费和森林建设保护费。

　　除此以外，各种形式的摊派也是煤炭企业的沉重负担。摊派的内容五花八门。如调查的某煤矿，全年共计摊派30次。摊派的项目包括开业集资、修路集资款、赞助、六一捐款、会费、活动宣传费等。

　　熟悉煤炭行业的人士对记者说，这一轮煤价上涨，获益最大的其实并不是煤矿矿主。如果一吨煤的收益是100元，其中政府部门的税费占到20元，错综复杂的中间环节拿去了60元，真正到矿主口袋里的恐怕只剩20元。

　　花样百出的赋税让煤炭企业不堪重负，职能部门的乱收费让煤老板们不胜其烦，偷税漏税也由此在行业内大行其道，煤炭网站内叫卖发票的帖子时有所见。草蛇灰线，伏迹千里，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为煤炭行业的“官煤勾结”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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