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仇富者”

　　本刊记者/杜智娜

　　不知道法庭上这名瘦弱的河南汉子是否刻意把这次报复行动定在“9·11”，但他终究要为那天的行为付出代价。2006年3月20日，轰动一时的“北京王府井劫车撞人”一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不错，是我做的！”在法庭上，艾绪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神情，很干脆地承认。

　　走进法庭，他微扬着头

　　“我与本案当事人无任何关系，只是出于对这个案子的关心，才来旁听的。”当法警核实旁听人员身份时，本刊记者身后的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回答说。

　　本次开庭定在上午9点30分，预想到旁听的人会很多，北京市二中院特意安排了大法庭。

　　离开庭还有10分钟，旁听席已经坐满了人，除了当事人的亲朋，更多的是媒体记者，他们齐唰唰地架起了摄像机或照相机。

　　同时，伤者之一田长元坐着轮椅被家人推进法庭。被撞伤的人及其代理人陆续走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席，前后坐了整整两排。

　　9点45分，主审法官的法槌落下，庭审正式开始。随着法官一声“提被告人艾绪强到庭”，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法庭右侧门。

　　伴着脚镣与地面的摩擦声，艾绪强被两名法警带进法庭。他刚站在被告席上，记者们的镜头就已经转向了他。他并没有躲闪，反而是哪有闪光灯就将头转向哪边，微微地扬起了头，目光冰冷。

　　这时，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席上，已经有人在低声抽泣。

　　法庭询问了艾绪强的基本情况。现年31岁的他，初中文化水平，来北京打工已经5年多了。对于这次开庭，他很清楚：“我是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公安局拘留的。”

　　庭审刚刚开始时，艾绪强的情绪很稳定，他用生硬的普通话回答着公诉人的提问。

　　“我很少去王府井，因为那里是富人购物、旅游的天堂。我对这些富人很不满，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穷人无法生存。我只能选择在那里与那些富人同归于尽。”

　　艾绪强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仇富”心理，是因为他曾受过“太多的不公平待遇”。

　　他于2000年来北京，打工期间，曾出现过被拖欠工资的事情。“我找过劳动局、记者、国家建设部，还给北京政府打了六次电话但没打通，他们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表示，2004年10月，他们确实接过艾绪强的举报，后艾的工作单位补发了他的703元工资。

　　而令他做出报复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在别人听来很可笑，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河南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河南人出口气。”

　　对于艾绪强，公诉人的评价是“天生嫉妒，胸无点墨”，艾绪强也当庭承认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能力致富。

　　后来，有媒体记者采访艾绪强的哥哥时，他表示弟弟在案发前几个月，情绪一直不稳定。他还曾给家人留了遗书。

　　面对受害人家属，他低下了头

　　“难道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李文发也是富人吗？”

　　面对公诉人的指责，艾绪强的头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席上轻转了一下，然后低头不语，沉默了近一分钟后，他用河南话说：“我很遗憾，这是我策划的失误。”很显然，他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镇定。

　　按照他的计划，他只是想用铁块将李文发打晕，再开他的车撞人。

　　“难道你撞的人里面就没有无辜的人吗？”

　　公诉人的追问使艾绪强第二次陷入沉默，他再度抬起头时，貌似镇定地说：“我只想报复富人，假如我想报复平民百姓，我会选择小市场，干嘛要跑到王府井？”

　　在法庭辩论期间，说起对社会的不满，艾绪强情绪激动，曾四次停顿表示自己很紧张，“我想说的话很多，但现在的内心很不稳定，情绪控制不了。”他原本不标准的普通话完全变回河南腔。

　　最后，在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一百五十多万元的赔偿要求时，艾绪强再次向受害人表示歉意：“我确实没有能力赔偿，我希望国家能给他们补偿。”

　　“我只想法官判我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艾绪强在法庭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4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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