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爱心基金丢失 老师让学生投票选小偷

　　本刊记者/吕娟 实习生/朱月

　　班级40元爱心基金丢失，13岁少年因一场特殊的选举背负“小偷”之名。

　　被殴，辍学，上访，是什么使孩子通往课堂的道路愈发遥远与漫长？

　　一句迟迟未到的道歉，是学生和家长的偏执，还是学校与教师的吝啬？

　　43张选票选出“小偷”

　　2006年7月25日，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医院附近的一处旧居民楼。15岁男孩王林(化名)打开家门，见到跟随在父亲王振森身边的记者后，白净的脸上泛起一丝羞涩的微笑。

　　据王林的母亲刘秋花称，这是一年多来，儿子少数几次的见外人。事实上，自从那场改变儿子乃至一家三口命运的变故发生后，原本内向的王林几乎足不出户，“距离最近的一次下楼是在一个多月以前。”

　　母亲刘秋花所说的变故发生在2004年底，时年13岁，在唐山市31中学初二二班就读的王林被班级里一场特殊的选举选为“小偷”，之后，王家三口的宁静生活被打破。

　　2004年11月28日，星期天，上午9点，刘秋花依通知参加了王林班里的家长会。会后，王林的班主任刘丽霞将刘秋花单独留下谈话，“她跟我说，半年以前班上的40元爱心基金丢了，有同学看到王林去爱心基金箱前看过，希望我回去做一下王林的思想工作。”

　　刘秋花觉得脑袋“轰”的一下，她明白了班主任的意思，“我问她为啥半年前不跟我说，她说没当场抓住。”

　　刘秋花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的家，一路上只感觉到“羞辱，气愤，怀疑”。在她的记忆中，儿子王林乖巧胆小得像个女孩，“多给他两块零花钱，他放学后都会交还回来，但老师又怎会无故冤枉他呢？”

　　回到家后，刘秋花思忖再三，决定直接询问儿子，“他脸一下涨得通红，‘哇’地大哭起来”，刘紧攥双拳，挥舞着手臂，模拟儿子当时的激烈反应，“他咬着牙说‘妈，我没偷，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信不过吗？’”

　　依着母亲的直觉，刘立刻相信了儿子的清白。王林让母亲拨通班主任刘丽霞的电话，向她澄清。但电话中，刘丽霞颇为不耐：“你还哭天抹泪的，至于吗？谁给你委屈了？”

　　当天下午两点，外出办事回家的王林父亲王振森得知此事，再次给刘丽霞拨去电话， “她起初的态度还好，但忽然嚷起来说她的孩子丢了谁负责，然后挂掉了电话”，王后来得知，刘丽霞当时正在街上，她三岁的孩子在她通话时跑离了身边。

　　次日，周一上午，王振森夫妇在王林上学后来到学校，找到当时主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王世华。

　　“我跟他说了情况，他说没听刘丽霞说过丢钱的事，我说是半年前，他说半年前也没听说过。”王世华的回答令王振森夫妇诧异，既然刘没将丢钱的事向学校汇报，又为何自行将怀疑目标确定为王林呢？随后，王世华叫来了刘丽霞。

　　“我跟她说，孩子要真拿了钱，我们把钱退回去，还得跟全班赔礼道歉，绝对不包庇他的坏毛病，可老师你说话得有证据，孩子还小。”

　　王振森回忆当时刘丽霞情绪异常激动，大声说她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王林曾拿过同学的钢笔，随后甩手离去。

　　王林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刘丽霞所指拿钢笔的事：邻桌同学吴某买了只新钢笔，王林课间拿去看，吴某不让，两人发生争执，被同学反映到班主任那里，后来不了了之。

　　据王林回忆，刘丽霞回到教室后，将他叫到讲台旁，说，你爸妈问我你偷没偷钱，你自己怎么回事你不清楚啊？那天丢钱，我一搜就搜出来，顾及你的面子没搜，我学过心理学，一看就知道。……你要认为我说得错就把你家长叫来，认为我说得对就回座。但马上又说你回座吧。

　　王林这天的课上得并不踏实，“一天都在想事情怎么会这样，很难过”，他回忆道。

　　当天下午第四节自习课，刘丽霞再次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摞白纸条。“我以为是要随堂测试”，但刘将纸条发到每个学生手中后，说：“王林的家长想知道半年前丢的爱心基金是谁偷了，你们认为是谁，就写谁，”随后说，“我做了十几年老师了，还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呢。”

　　王林手中也发了一张纸条，他没有填写，“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15岁的王林复述了当时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可能会记一辈子吧。”

　　刘丽霞将全班43张纸条收齐后，没有查看，直接交给了学校教导主任段成刚。

　　12月2日，王振森与唐山电视台记者在段的办公室见到选票，“签名的20张，匿名的17张，其余空白，里面大体内容是‘同意老师意见’，或者‘同意老师意见，钱是王林偷的’。”

　　选票风波后，王林神情恍惚地回到家中。

　　辍学

　　母亲刘秋花得知王林在学校受的委屈，“心都碎了”。王振森“气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下午再次找到学校，“我问他们，没凭没据，怎么能这样伤害一个孩子？”王振森要求老师为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班里采用“选小偷”的方式认定王林偷窃的行为向孩子公开道歉，为他恢复名誉，但在王林看来，父亲这样的行为似乎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我爸一找校长，她(刘丽霞)就在上课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家长又来了，再来我起诉你们去；她嗓子哑了，说都是我给气的；有时忽然走到我旁边，一直看着我讲课，持续好几分钟。”

　　这样的课堂对这个13岁的男孩来说显然成了不可思议的煎熬。

　　“他回到家，也不吱声，好几次看到他躲在自己的房间抹泪，有一次他说自己不想活了。”儿子的反应令母亲刘秋花内心焦灼万分。

　　几天后，王振森无意在儿子的衣橱中发现了几天前妻子不见的那瓶安眠药，“我当时的打击特别大，但又不能跟他妈说。”王振森与妻子40岁得子，刘秋花长年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时隔近两年，王林对当时的行为仍不愿过多忆及：“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说的话没人信，背着小偷的名，被全班同学孤立，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王振森私下与儿子说，你如果死了，那就是默认自己是小偷了，你活着，我给你承诺，不给你讨回清白，你以后就别管我叫爸。

　　次日，王振森跑到古冶区教育局、古冶区政府反映情况，提出让老师就她的错误行为在全班向王林公开道歉，恢复其名誉的要求。

　　2004年12月13日，唐山市31中作出决定，免去刘丽霞初二二班班主任的职务。

　　“这不是我们要的结果，我们只需要她公开道歉，还孩子的清白。”

　　当天下午放学后，王林在回家途中遭到5个同班男生的围殴，其中一人是刘丽霞的亲表弟，但王林回忆，他只是站在旁边指挥，没有动手。

　　王振森父子将此次殴打行为理解为“对方的报复”。之后，王振森带着儿子再次向唐山市古冶区教育局反映情况。

　　2005年1月17日，王振森收到古冶区教育局的信访答复意见书，答复中称，家长所说选小偷一事并不成立，实际上是本班学生对此事的看法，但教师的方法欠妥，同时在处理意见中称，林西西工房派出所已经对五名殴打王林的同学进行了教育，而刘丽霞已于2004年12月2日、12月30日分别在学校和教育局两次向王林家长道歉。

　　王振森对信访结果表示无法接受，“刘只是在学校办公室对我道歉过一次，可我们要的是刘丽霞在全班范围内对孩子道歉，恢复孩子名誉，但学校一直不同意这样的做法。”王拿着信访意见书找到区教育局有关领导，因言词激烈，双方发生冲突。

　　王林回忆，12月2日，刘丽霞在校长办公室向父亲道歉后，回到班里说，我现在是打碎门牙往肚里咽，把学校的事整清了，起诉不起诉就是我的事了。

　　王林说，那段时间，全班同学什么样眼神看他的都有，但几乎没人跟他说话。

　　2005年寒假过后，王林所在班的班主任换为张素梅，开学第一周，王林看到了一点曙光，新老师对他不错，因为“有一次微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但一周后，班内调整座位，曾殴打过王林的五名男生陆续被调到他座位的四周，五个男孩个子高矮悬殊，上课不停地作出各种干扰动作，这样的情况令王林“感到害怕”，之后，他多次向班主任提出调座，均遭拒。

　　3月22日下午第四节课后，王林和本班一名同学由美术室回教室，“我没刹住脚冲进门了，老师(张素梅)让我们出去重新喊报告，一人喊一声，她让那个同学进去了，没让我进，我气不过，进去问她为什么，她什么都没说把我往外推。”王林称，在这样的推搡中，张素梅有两拳落在自己左胸，他大声问老师为什么打他，老师回头问全班同学，我打他了吗？

　　王林跑回家中，从此再不愿返回课堂。

　　少年上访

　　王振森夫妇认为，“选小偷”事件发展至此，已经给儿子王林的心灵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而令他们气愤与迷惑的是，他们要的只是除去儿子身上背负的“小偷”的耻辱，却衍生出令全家人无法接受的更严重的后果。

　　“孩子说他不想上学了，我说不行，等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给你讨回清白，学咱还照上。”

　　2005年3月25日，王林一家三口来到唐山市教育局上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后，打电话让学校来人负责协调，“但学校只是来人把我们接回去，之后不采取任何措施。”

　　之后，由于父母身体状况不好，14岁的王林便自己辗转在唐山市政府、教育局等部门间上访，要求解决问题。

　　“就是去往那儿一坐，把事情一反映，不解决就一直坐在那儿。”但每一次的结果仍然是，教育局电话通知31中派人将王林接走，“每次来三四个老师、领导，来的人里一直有副校长毕国利，因为他负责开车。”

　　2005年4月19日，王林第五次单独去市教育局上访，临下班时间，学校接王林的人赶到，“那天接我的人是副校长毕国利、教导处主任段成刚、副主任郭林喜和教师刘秀丽。”

　　王林回忆，上车后，他与刘秀丽老师坐后面，刘似乎预感到什么，将王林揽在怀里，毕国利仍负责开车，“他上车后，回头朝我左脸就是一巴掌，并骂道‘让你个混蛋上访’。”

　　“孩子那天被两个主任送回家，脸肿得很高，昏昏沉沉的。”王振森立刻电话通知了31中书记冯贵俊与副校长王世华，后几人一起将王林送往古冶区

　　王林在医院住院治疗10多天后，唐山市古冶区法医门诊出具了(2005)唐古法医字(0959)号鉴定书：诊断结果为头面部软组织挫伤，结论为轻微伤，需休治四周。

　　2005年9月2日，王林向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诉状，请求法院确认被告31中副校长毕国利对其实施殴打，造成轻微伤的民事侵权事实成立，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医药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4231.06元，并赔礼道歉。

　　王林提供的证据为古冶区医院的法医鉴定书，以及被打事件后，31中教导处主任段成刚、副主任郭林喜在王家与王振森就赔偿问题进行交涉的录音。

　　在法庭上，被告方答辩称，其并没有动手打原告，即便是在原告出口辱骂挑衅的情况下，而当时在场的证人段成刚、郭林喜、刘秀丽均出庭提供了其未殴打原告的证言。

　　2005年11月7日，古冶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告王林没有足够证据证实其伤情系被告所致，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005年11月26日，王林就一审判决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主审法官在开庭前问我们是否接受调解，我们说合理就接受，毕摇头说不接受。”王振森回忆，主审法官陈某对毕国利说，你仔细想一下，如果接受调解，孩子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不接受，孩子长大后也许恨你一辈子。“他(毕国利)一句话不说，还是摇头。”

　　二审开庭后，王林随父母回到家中，“从那后，学校再也没来过人”，而王林一家则在无奈中等待着二审法院迟迟未下的判决。

　　2006年7月26日，本刊记者来到唐山市古冶区，试图采访刘丽霞与张素梅。

　　据知情人称，刘丽霞在调离教师岗位后，目前在一个校办工厂上班，记者来到该厂，被告知没有此人。张素梅并不在家，其丈夫称不知道她在哪里，并表示对记者欲采访的事情不知情。

　　打人风波后不久，毕国利便调离31中，后在古冶区一所成人教育学校任副校长。

　　毕国利不在家，其七十余岁全身瘫痪的母亲卧病在床。

　　几分钟后，毕国利回来，向记者递过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如果我真打人了，法院会这么判吗？”

　　二审判决于2006年1月26日作出，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显然，王林一家对这份判决早已作出并不知情。

　　毕国利称其以前对王林这个孩子没什么印象，因此，“应该不是坏孩子”，但在教育局与王林的几次接触让他改观，“很浑”，局里的保卫送他出去他使劲嚷、踹。”

　　由于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毕国利此前并没有参与“选小偷”事件的处理，但就他所知，学校在此问题上已经三番五次地与王林家长协调，包括承诺留级、换班、连续换掉三个班主任，对刘丽霞老师作出调离处分等，但王林父母似乎并不满足，“他们还要怎么处理才叫有诚意呢？”

　　毕国利称，刘丽霞曾是一个很好的年轻老师，从农村考出来，师范学校毕业，工作热情很高，但王林家“闹事”之后，刘变得很消沉，最终丢掉了工作。后来的班主任张素梅也因王林家长反映其打孩子最终离开教学岗位。毕认为，自己的调离“也许”和打人一事有关，“如果当事人都在学校，学校的工作怎么进行呢？”而他称，在王林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每个参与领导都有委屈，包括自己。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8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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