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哥们儿爸爸

　　中国父子两代的转换正在发生变化，那种单向的以父为主的沟通被证明不再有效，而和孩子像朋友一样交流的“好哥们儿”关系越来越多，这反映的其实是从“家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过程，即从强调个人要服从家庭，渐渐变为主张个体意识的独立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在已故作家汪曾祺记忆里，父亲很是有趣。

　　一个暑假，他闷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就在一旁乱出主意；在他十几岁时，父亲喝酒，也给他倒上一杯；抽烟时，父亲总摸出两支，一支给他，并先给他点上。看到的人深以为奇，他父亲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些事的发生，还是在民国，那时父子间能有兄弟情谊的毕竟是异数，主流是“父为子纲”。

　　现在，情况正好相反。

　　哥们儿，什么时候请我吃顿好的

　　刚刚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卢毅在北京工作，父母则在江西赣州老家。卢毅说如果不是他的家庭，他考不上大学。他指的是父母给他的宽松环境。

　　卢毅上高一时，学习极差，每次考试都排在全年级的最后。甚至当他想要申请留级重新努力时，学校都拒绝了，认为他不会有起色。

　　“我知道当时父亲的想法：哪怕我考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他也满足了。”这种想法让卢毅内心并不好受，“如果是别的家长早就骂孩子了，但他们没有，他们从来不在言语上表达对我的失望，而是让我自己选择。”

　　从那以后，卢毅发力了，他想给父母挣脸。“我们那是小地方，谁家的孩子在学校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他们不会说孩子不好，会说家长不好。”

　　高二期中考试，年级发榜，卢毅第一！那天中午，父亲卢能华喝了半瓶茅台酒。

　　卢毅在高三时认识了一个内蒙古的女孩，两人天天通信。卢能华想知道儿子都写了什么，但又怕惊动儿子，便想出了一个主意，每次从儿子用过的信纸上的印痕来猜信件内容。卢毅识破了父亲的招数，却也没有点破。

　　高中时，因为心情烦闷，卢毅会在父母睡着之后把窗户开开偷偷吸烟。高考那天，卢能华送儿子到考场，临考试还有半个多小时，卢能华递给儿子一支烟，嘱咐，好好考。卢毅连忙拒绝说不会。父亲笑着说，装什么装，给你吸你就吸。

　　高考结束后的庆祝晚宴上，卢毅笑着跟他提起看信的事时，父亲很不好意思地说：就是想关心一下。

　　卢毅觉得，真正跟父亲有这种哥们儿般的深入交流还是在大学以后——他发现对于家里的事，父亲越来越多地向他征求意见了。

　　在大学时，他还喜欢跟父亲开玩笑。卢能华来北京看他，他会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卢师傅，来看领导了，表现很好！然后给他爸点根烟。卢能华欣然接受。有时回家，卢毅还会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什么时候请我吃顿好的，别总在家里吃。卢能华就乐。

　　现在的卢毅跟父亲开玩笑时不那么随意了，他改口叫“退休老干部”了。卢能华感觉到孩子把他当可以说话的朋友，无论是找女朋友还是工作，卢毅都会打电话跟父亲聊聊。

　　1955年生人的卢能华只有51岁。也许是卢毅自身的成长让他现在开始有了变老的感受。

　　但父子间的朋友情谊，不到孩子成年是无法真正建立的。

　　候补关系

　　在北京交大读大四的马权家住天津。对于父亲马柱元，他觉得更像是兄长。

　　“他愿意花时间来陪我做很多事情。”马权说。在他初中时，休息的日子里马权会和朋友约好一起到学校里踢球。因为人手不够，他常常会请父亲马柱元来助场。马柱元每次都是欣然前往，还煞有介事地买了

　　两人也经常会因为观看球赛而争得面红耳赤，相互不服。有时吵完了谁也消不了火，结果直到第二天，两人才开始说话。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生活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引导我怎么分析和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马权说，在同龄人中，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人要成熟，这归功于父亲马柱元。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父亲答应带他到西安去玩。但父亲要求所有的日程以及车票、酒店的安排都要由他自己来负责。这对于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很陌生的。

　　但后来他还是做到了，整个旅行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从那之后，马权对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在马权上大学后，为了方便沟通，马柱元还特意学习了用笔划

　　对于马权来说，这种父子间的平等交往让他觉得很轻松和愉快。他甚至可以和父亲在大排档里一起喝酒一边讨论各自心目中最难忘的女性，然后吐着酒气的马柱元叮嘱儿子“回去不要告诉你妈”。

　　父子间的这种身份的微妙变化在10年前还不像现在这样多见。

　　孙云晓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在10年前，他们曾针对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与教育进行调查，他们把家庭教养方式分为六种类型：溺爱型、否定型、民主型、过分保护型、放任型和干涉型。其中，把民主型家庭定义为：给予孩子发展兴趣爱好的自由；经常和孩子交流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常常对孩子表示信任；即使孩子考试失败了，也给予孩子热情的鼓励。

　　研究结果表明，在调查对象中79%～88%的家庭教养方式被认为是民主型的。

　　10年过去了，这种家庭中的民主与平等更加浓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震宇研究员眼里，这种变化是一种润物细无声般的渐进过程。父子两代人之间的交往开始转化，传统的沟通方式被证明已经不再有效。由以前的那种单向的以父为主到现在父子双方互受影响。

　　对于父子之间，关系的改变主要是父亲权威的减弱和子女地位的提高。传统家庭中，父亲的严肃形象和打骂式的教育方式不再适用。在这其中，父与子之间通常会选择一种方便的候补关系，比如哥们儿。

　　既然是哥们儿，那就绝对是平等的，对于天生不平等的父子身份，这种努力靠近比较艰难，变化也都是由上至下，形式也多是由表及里，比如由递烟到运动，再到喝酒谈心，最后讲到怎样追求女朋友。

　　“父子哥们儿”不会像跟孩子跟母亲那样温情流淌，他们通常是引而不发、惺惺相惜。“父子哥们儿”间有代际差别，但他们总有些共同的东西能消弱代沟的疏离。 ★

　　父子的进化

　　“父为子纲”的传统亲子关系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区分孩子们好坏的标准不再是简单的“听话”还是“不听话”

　　★ 本刊记者/何晓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震宇说，传统家庭中的父母权威已经越来越弱化，家庭里的家长制作风向民主化转变。

　　这是一个渐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父母与孩子间的亲子关系开始出现一种“平辈相交”的色调。他们像传统父子那样，上一代对下一代进行着教育；但也会像对待朋友一样顾及对方的面子；他们注重相处时的方式与方法，也会像兄弟一样分享一些快乐和秘密。

　　把儿子当朋友

　　张彪今年18岁，刚考上大学。他觉得自己与父亲张漓的关系跟别的父子不太一样，比如说打电话，他们会这样开场:“喂，我是张彪。”对方回答，“啊，你好！你好！”

　　偶尔觉得无聊时，两人就去唱卡拉OK，也不带朋友，你一首我一首地在包房里飙歌，然后哈哈大笑，批评对方唱得不如自己好。

　　前几日，张彪告诉张漓，他在哥们儿家里注册了网游《魔兽世界》。张漓问他，你会沉溺吗？张彪说不会，他现在的兴奋点在陈式太极拳。张漓就劝他别练太极改练形意，他指点说“太极四年不伤人，形意半年打死人”，何况太极宗师里没有戴眼镜的，可是形意前辈里有个高手就叫程眼镜，还参加过义和团呢。

　　戴眼镜的张彪纠正父亲，说他弄混了，眼镜程是练八卦掌、开眼镜店的，不戴眼镜。学太极拳是为了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念完大学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可以教拳赚美元，让老爸省俩钱去玩攀岩！

　　事实上，张漓绝对相信儿子对《魔兽世界》是感兴趣的，他觉得现在还不需要担心什么——通常对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张漓会有自己的方式来控制。像在家里，张彪可以随意上网，但那台电脑只能用拨号的方式，网速慢到无论是网游还是视频都无法运行。

　　高二时，张彪就曾经迷上电脑单机游戏，彻夜玩了几天，张漓发现后，悄悄拔下一条电脑内存，原本就是一台只能运行win98的老机器，从那之后，这台电脑跟游戏是彻底无缘了。张彪倒没什么反应，游戏也不玩了。

　　张漓习惯于这样与儿子相处，他愿意把张彪当作朋友，而不只是当儿子。他希望通过他的语言行为方式来引导张彪如何在社会上跟别人打交道。

　　还在张彪12岁时，父子俩就在电脑上讨论如何与人沟通、对待抱怨的态度，怎样对待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一直到现在，父子俩习惯用留纸条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这种方式有两点好处，一是手写过的东西都是经过思考的，印象深刻；二是父子那种天生的不平等可以通过这种交流方式减弱。

　　为了刺激儿子练字，张漓还经常用毛笔来书写，不过到目前为止张彪似乎还没什么兴趣。

　　一对兄弟

　　张漓小时候与父亲的交往和儿子与自己的交往不同。1961年出生的张漓是在北京大院里长大的，父母都是科研工作者。

　　那时的父亲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张漓父亲就是一个传统的家长，对子女极严厉，而且会打人，张漓因为淘气经常挨打。那时的张漓很少跟父亲沟通，说不上几句就会引来父亲的训斥和批评。“我如果问他点儿什么通常会被骂，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啊？怎么念的书啊？”“自己查字典去，字典干什么用的？”

　　张漓觉得这里有遗传，因为在对待子女上，张漓的爷爷比父亲还要严厉。在全家人吃饭的时候，如果有谁一边吃一边吧哒嘴，他会直接把碗扔到门外去，大家都别吃了。

　　这种环境下的教育，子女一方面学到了很多规矩，也不断地感受批评带来的挫败感。

　　张彪也经常会感受到挫败感，他不知道这是他父亲特意给他施加的，因为张漓觉得适度的挫败感是必须的。就像他在张彪12岁时，给儿子写的一封信，提到对待批评的态度，“如果批你的人是错的，也没必要去过分地争论或者解释，你正好可以借机会锻炼一下自己的忍耐功夫——这种功夫以后会很管用的。”

　　有时张漓甚至会故意做些事情来“打击”儿子，“我需要让他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有原则，但也有失信和欺骗的存在。”

　　但批评也有方法，张漓小时候曾经因为怕挨打而离家出走。那是小学三年级时，一次体育课他把外套丢了，“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肯定是一顿暴打。”为不挨揍，他逃了。坐火车南下武昌，又奔广州，走到湖南郴州时被发现了，给送了回来。在家等他的是一碗鸡蛋汤，父亲也没有再提这事。

　　“那天我当着我爸面还跟我儿子开玩笑呢，我说你比我强多了，你爸爸我是怎么跟你相处的，当初我要跟我爸说点什么，他就说‘你懂什么啊，你才多大啊’，我爸就在旁边嘿嘿乐，他对自己教育子女的方式也不认同。”张漓说。

　　张彪高兴时称呼张漓叫老爸，他是个任性且有主见的小伙子。尽管有时对老爸的说法表面认同内心却有自己的主意。但他喜欢跟张漓处在一起，他有自己的朋友，张漓也有，但两人在一起时，都不喜欢别人介入他们的平静生活，在那时他们看上去更像一对兄弟坐在一起。

　　从专制到平等

　　张漓身上的变化，反映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家庭关系所发生的转变。

　　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状态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进程中非常稳定，几乎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改变。在中国古代各种社会关系中，父子关系是重中之重，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子往往意味着家族的兴衰绵延。而在中国的封建家庭关系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家长制度，以年龄和性别为权威等级基础的宗法制度决定着父子关系就是训诫与遵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松动与改变是在20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使民主、自由的观念开始为一些进步青年所接受，这种追求个体意识的思想直接冲击了家长制，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大量的封建家庭“牺牲者”和“叛逆者”形象。在巴金的《家》中，觉慧和觉新就分属于这两种类型。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而言，以“孝”为核心的父子关系仍然根深蒂固。

　　中国矿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田霞教授认为，在民国时期父尊子卑状态之所以仍然巩固，“除了历代封建法律和礼教的规定与提倡外，主要根植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家长对子女的人身支配还是对家产的支配管理，都决定了子女只能依附于家长。

　　建国以后，随着土改、合作化运动以及进入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传统的以宗族为主的乡村自治开始转变。新的生产组织制度改变了原来以家族为单位生产和生活环境，比如由于生产资料由族长转移到集体所有使分家居住更容易，父子间的劳动关系也发生改变，婚丧嫁娶也不再依赖于家族组织，这样以血缘为联系的宗族制度开始瓦解。最终导致的就是家长权力减少，“父为子纲”传统亲子关系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震宇回忆“文革”时她与父母的交往，那时她参加学校的活动，晚上不回家，妈妈非常担心，跑到学校找她，但王震宇没有任何感觉。

　　在那个特殊时期，父子间的亲情完全让位于革命和理想，不会觉得父母有任何权威，除非孩子和父亲站在同一路线或者派别，否则就成了敌人。即便是父子，如果立场不同，辩论起来也会连命都不要。

　　“那是一种非常态的身份平等。”王震宇说。

　　“文革”只是个插曲，在整个毛泽东时代里，尽管宗族已经开始解体，家长制被削弱，但在微观的家庭内部，父辈权威仍然是不可质疑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吴小英认为，在当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思想传统上，家庭内部传统的‘孝’文化仍然占据着核心地位，父母掌控着经济大权，家庭出身状况不仅影响孩子的生活、教育，甚至直接影响孩子的政治命运和社会权力。那个时代无论是就业、保障制度还是生活方式都变化不大，父辈的经验对年轻一代还是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

　　从“家本位”到“人本位”

　　父子“平辈相交”的现象，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

　　当时传统社会的很多规范开始被解构

　　★ 本刊记者/何晓鹏

　　真正进入现代意义的父子平等关系，是从1980年代后开始的，这个变化的背后，事实上反映的是从“家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过程。

　　所谓“家本位”强调的是家庭的利益和意志，个人要服从家庭。“人本位”相反，强调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主张个体意识的独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震宇看来，父子“平辈相交”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个体意识发展的结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社会的很多规范都被解构了。而自由和民主思想对个人的影响直接会触及到家庭，而家庭本身又是培养人个性、自由平等意识最早的摇篮。

　　上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邓伟志教授在女儿10岁左右时就开始给女儿“三权”：民主权、批评权、监督权。经常在家里举行“民主生活会”，让女儿给父母提意见。

　　对此，邓伟志觉得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是家长民主意识的觉醒，也是家长权威性失去后不得已的选择，但他给亲子关系带来的变化是好的。

　　这种影响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传统社会中，个人是完全被纳入社会里的个人，每一个人都被牢牢地束缚在一个小格子里，现在则成为独立体。

　　在这种背景下，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使“父子哥们儿”的现象开始彰显。

　　首先是独生子女时代的小家庭模式，使孩子在家里的地位开始提高，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使得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成本也减少了，家长有精力来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和精神需要，从而使彼此之间的了解更加深入，这在子女众多的传统大家庭里是无法做到的。

　　而“多对一”的家庭关爱本身又会促进孩子更个性化的成长，同时也会反过来使家长受到孩子的影响。

　　同时，独生子女的状况使得孩子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一种不完整的家庭关系，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交流，这种缺失必然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事实上在传统家庭里，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很多经验和知识的学习不是来自于父母，而来自于哥哥姐姐。兄弟姐妹还起到孩子的情感支持系统的作用，很多事情，他们不会找父母商量而是通过兄弟姐妹的帮助来解决。但现在，核心家庭使得孩子只能向父母求助，父母的角色也必然会发生改变，他们要承担一部分原来属于兄弟姐妹的责任。这就要求父母放低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与子女保持“平辈”的感觉。

　　而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父子间的平等交往。在每天都会有新现象、新事物产生的时代里，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开始产生不安全感。他们在过往生活和历史中无例可援，在应对变化时没有榜样可以参照。在这种情况下，父子有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只能以“哥们儿”般的互相支持来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发展。 ★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文化吸收和信息反哺的时代吗？

　　★ 文/周晓虹

　　在我们这个社会变迁异常迅猛的时代，不得不承认，今天，发生在亲子之间的这一切变化确实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毫不留情地“颠覆”了几千年形成的“父为子纲”的亲子关系，将我们社会中原本的教化者和被教化者的关系整个倒了个个儿。我们知道，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承。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

　　但是，上述法则及其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自近代以来开始面临挑战。比如，由于迁徙到新的环境中，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交锋，从而常常引发亲子两代人之间的激烈冲突。亲子冲突的出现，预示了单向的由父及子的传统社会教化或文化传承模式的危机。

　　由于社会的急速变迁，以及面对这种变迁，亲子两代的适应能力不同、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亲代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子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这种“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急速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不仅文化传承的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而且亘古不变的文化传承的方向和形式也有了变化。

　　最先出色地描述这种变化的，是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他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

　　1988年发生在我自己家庭中的一件事对我有极特殊的意义。在此之前三年，我的父亲，一个在部队服役四十余年的老军人从他刚刚发下来的服装费中拿出200元，给我这个还在攻读硕土学位的穷学生买衣服。但是，父亲在将钱给我的同时强调：不准买西装。当时，在他的眼里，西装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尽管那时的我已经“偷偷”地在学校里穿上了更为“邪乎”的牛仔裤，但还是遵守“投资人”的意愿买了一套中山装。

　　可是三年后，即1988年的春节，年初一一大早，父亲就将我拖起来，拿出一套西装，让我教他打领带。这件事给了我深深的触动，联想到当时年长的一代普遍开始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方面向年轻的一代“让步”，我意识到，一种类似米德所说的“后喻文化”已经在中国出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和信息反哺的时代。

　　在这种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文化反哺”形成了当代中国亲子关系的新模式。我深信，“文化反哺”现象已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过敏”或“杜撰”：因为它不仅说明自1979年起，中国社会在以往的20年中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它为我们消解因变迁迅猛而形成的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即所谓“代沟”)找到了一条理性而负责的途径。 ★

　　(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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