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尔波普尔的读书笔记

　　从理想国到思想国

　　——关于卡尔波普尔的读书笔记

　　□本刊记者 熊培云

　　“理想国”取自柏拉图的名著《Res publica》(原义为《共和国》)中译本书名。“思想国”，则语出维克多雨果的小说《九三年》。

　　《九三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以保王党朗特纳克伯爵为首领的叛军在布列塔尼地区发动反革命叛乱。为了医治法国革命这块“第三等级的疥疮”，他们平均每天要枪杀30个革命党人，口号是“烧光杀光，绝不留情”。革命党人则相应地认定“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实施革命恐怖。正是这种“形势不由人”，革命初期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死刑的罗伯斯庇尔祭起了断头台，一时间尘土飞扬，人头滚滚。

　　在革命者队伍里，蓝军司令戈万相对温和理性。他认为路易十六是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逃跑是其本能，而革命的恐怖会损害革命的名誉。“真正的革命观点是不指控任何人。谁都不是无辜者，谁也都没有罪。”人们不应该为了行善而作恶，推翻王位不是为了永久竖起断头台，打翻王冠，但要放过脑袋。

　　小说的高潮是最后发生在关押戈万的监牢里的思想交锋，它以对话的形式似乎揭穿了法国大革命所有血腥的谜底。在受刑的前夜，戈万对前来看望他的革命强硬派、恩师西穆尔丹说：

　　“老师，我们两人的乌托邦区别就在这里。您要义务兵役，我要学校；您梦想人成为士兵，我梦想人成为公民；您希望人拥有强力，我希望人拥有思想。您要一个利剑共和国……我要一个思想共和国。”

　　本文所说理想国与思想国，各有所指。如何理解上一段话，亦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前者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国，人人都是国家的战士，奉行专制主义；后者则属于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是一个人人可以自由思想的共和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千百年来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精神流变，就是一场从理想国到思想国的漫长革命。

　　专制样本理想国

　　《理想国》是一部经典的乌托邦政治读本。如波普尔所说，世界受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对专制主义的源流考，便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专制主义样本国家开始的。

　　拜神谕式的启蒙运动之所赐，20世纪，传说或幻想中的美丽新世界彻底撕裂了一个按部就班的人类世界。对于今人来说，了解启蒙者关于知识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显然，在《理想国》中以启蒙者自居的柏拉图是一个典型的“真理病”患者——自己永远正确，其他人等则想当然地错误或愚昧。

　　苏格拉底说，一土所生，彼此皆兄弟，每个人都有一双认识知识的眼睛。他的学生柏拉图则认为只有受到过高度训练的哲学家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神圣的形式或理念的知识。老天造人时在不同的人身上掺进了不同的金属元素。有的人身上掺了黄金，他们因而最宝贵，是统治者；有的人身上掺了白银，于是成了统治者的辅佐；像农民和工匠则分别掺了铁元素和铜元素。

　　柏拉图说，在城邦里每个人只能干一项工作，也就是那项最适合他的本性的工作。每个人应当牢记自己的职责；木匠就应该本本分分干木活，鞋匠就该老老实实做鞋。两个工人对调他们天生的位置，带来的伤害并不很大，但是如果不同的阶级之间发生流动，就意味着城市的陷落与倒退。如果城邦三个阶级(赚钱阶级、辅助阶级和护卫阶级)的任何一个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城邦就是公正的。

　　当说，“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与西方三权分立思想不无渊源。然而，通览柏拉图主义，它更适合作为维持一个封闭社会的阶级统治论而存在。其所谓 “创制一个最美好的国家，在那里每个公民都真正幸福”的理想，不过是让奴隶与奴隶主相安无事的安慰剂。所以，波普尔在总结理想国的五大特征时，首要一个就是“严格的阶级区别”——统治阶级是牧人和看家狗，而其他人都是家畜。

　　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是人人在思想与行动上都处于半军事化的国家。如波普尔所指出，像其他极权主义军事家和斯巴达的崇拜者一样，柏拉图相信对军事纪律的强烈需要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必须由它们制约全体公民的整个生活，因为不仅全体公民(他们全是战士)和孩子们，而且也包括那些地道的牲畜，必须在持续总动员的国家里度过其一生。一切当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任何人，无论男女，一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

　　在理想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政治就是人民的生活。在柏拉图看来，首要准则是国家利益和实现统治(稳定)。只要是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与此相反的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换言之，人的幸福感不是源于人的天性以及人们关于幸福的体验与直觉，而是来自国家的定义；或者说，来自柏拉图本人的定义。说你幸福，你就幸福。如果国家提倡这种道德，一个人为了所谓城邦或国家的利益牺牲，不计较个人的自我实现，不但死得其所，而且幸福无与伦比。

　　哲人王即思想+强制

　　野心勃勃的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除非，在他们的城邦里，哲学家们被授予王权，或者我们现在称为国王和寡头的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除非政治权力和哲学二者合而为一(而现在许多顺乎自然、得此失彼的人应由暴力加以镇压)，除非这样的事发生，我亲爱的格劳孔，否则的话，将永无宁日……”

　　“哲人王”是《理想国》里的一个核心概念。吊诡的是，据柏拉图理解，真正的哲学家是那些热爱真理，同时又可以利用谎言进行蒙骗的人。“为了城邦的利益”，多么伟大的词，统治者便可以欺遍大众。换句话说，理想国里的哲学家们不是真理追求者，而是真理拥有者。真理只是这些哲学家们脑子里的产品，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可以随行就市。哲人王，不过是话语权与强制的合谋，是大一统思想的发源地。哲人王所统领的哲学家，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专家。

　　作为“人类的医生”，柏拉图认为运用谎言和欺骗是统治者的职责。所以，当柏拉图声称哲学素养在抵制退化的危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这种素养同样包括了统治者撒谎成性的能力。

　　教育是为了统治，而不是为了获得幸福自由的真谛。柏拉图说，“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我们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媒体审查的叙述之一。

　　毫无疑问，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专制主义的。如其所说，“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理论上这句话并无不妥，倘使让无知者统治世界，定然行之不远。然而，柏拉图没有解决以下诸种问题：谁是真正的聪明者？依赖怎样的路径去发现最聪明的人？以什么样的条件让他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尽情发挥？关于人智力高低的“金银铜铁”说完全出自柏拉图的臆想，并无合法性基础，更不可能通过凡胎肉眼直接看出掺了金子的统治阶级里谁有最多的“含金量”，以充当哲人王驾驭的权柄。

　　叙述者手持枷锁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理想国》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重枷锁。

　　柏拉图给世人讲了一个关于洞穴的经典寓言，所有人都身处黑暗的洞穴之中，身戴镣铐枷锁，只有哲学家才有觉悟和能力跑到洞穴外面喝咖啡、晒太阳，哲学家还要把外面的阳光带回洞里。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那根冗长的所谓拴住了全体居民的脚镣，却是从柏拉图脑子里凭空生长出来的。从叙述的语序来说，柏拉图内心有无光明尚未可知，却已先入为主、肆无忌惮地将人类关进了洞穴。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叙述者的枷锁之中”。

　　无疑，这种先验式的叙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继承：“有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对后者来说，奴隶制是最适宜不过的……”

　　还应该看到的是，除了给被描述者带来枷锁外，作为叙述者本人的柏拉图也给自己安上了枷锁。这个枷锁就是政治唯美主义。

　　柏拉图的激进主义与政治唯美主义紧密相关，就像希特勒和波尔波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于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美丽新世界。柏拉图试图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世界，而且消除了它的所有丑恶。如波普尔所指出，这种审美热情，仅当它受到理性、责任感以及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的迫切要求约束时，才会变得有价值。否则，它就是一种危险的热情，有发展成为一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险。

　　可想而知，一些画家或诗人、具有艺术潜质的人成为政治领袖并将唯美主义这毫无约束的热情复制并扩大到政治领域将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如波普尔指出，我们同情这种唯美主义的冲动，我建议这样的“政治艺术家”寻求以另一种材料来表现，而不是拿人来做试验。因为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然而，如上所述，许多绝望却是叙述者手持枷锁，凭空捏造的。

　　面对人类与语言的局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同样，在《反对大词》中，波普尔主张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

　　思想为什么必须自由？

　　与柏拉图及其后有意无意的追随者相反的是，波普尔主张“零星社会工程”，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反对乌托邦或整体论。这一点，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进步”如出一辙。

　　本质而论，乌托邦即可归咎于人类的自负，同时也是对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的非分之想。如果我们承认启蒙运动的精髓是通过知识寻求解放，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获得的知识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来，而不是先验地可以一揽子获得。人若不能一揽子获得所有知识，就不可能成为绝对真理的拥有者。知识的贫乏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在此意义上，所谓伟大人物，不过是有机会犯下最大错误的一些人而已。

　　人的自由天性以及知识的贫乏，是我们主张思想必须自由的两个前提。与黑格尔等历史理性主义者、“预言家”和“救世主”们不同的是，波普尔认为个人的尊严只有在自由批评的氛围中才能得到体现，具有真理意味的见解只有在公共批评空间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它与人们怀有何种“动机”参与辩论无关。

　　“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物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

　　如波普尔所言，世界上只有两种政体，一种是被统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统治者的政体，另一种是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的政体。前一种是民主政体，后一种是暴政或独裁,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有与无的问题。前者属于封闭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惯是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态度，反对变化，充满了禁忌；而后者是开放社会，人们把生活习惯当成可以批判思考的对象；前者的成员像一个有机体的器官或细胞，各据其位，各司其职，有发号施令的大脑，有唯命是从的手脚，而后者的成员在整体中的地位是可以互相竞争与流动的。

　　换言之，在哲人王时代，国家只有一个大脑，当这个大脑失灵，整个国家就会出现“脑瘫”，无论多健康的肢体，都不得不为这个瘫痪的大脑付出僵死的代价。专制社会最难解决的王位继承问题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骤然脑死亡后的改朝换代。然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人都有自己的大脑，都可以自由思想。个体的脑死亡，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甚至崩溃。因为国家之脑源源不断汇集了全体国民的智慧。它是海纳百川的知识，而不是自上摊派的真理。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社会，主张不要把一个国

　　笔者曾与一位法国外交官聊天。言及对中国人的最深刻的印象，这位朋友的回答是许多中国人还不会独立思想，喜欢盲从，随大流。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近现代中国，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和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在中国“奇货可居”，引领精神。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中国将以两百年之功完成中国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大变革与大转型。笔者相信，它同样需要一场漫长的关于知识与思考的革命。借此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建立一个思想共和国。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人人可以自由地思想与旅行。这将是一个人道的、人本的，以知识为信仰的新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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