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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10个年头。我们还没有实现小康，不是因为在物质层面上还有什么“大件儿”距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我们的小康梦欠缺的已经不再是物质。
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致力于上行曲线的突破口，也是中国实现小无法绕过的问题之一。然而，当下的中国，少数人集中占有大量财富，消费需求却十分有限，穷人的消费需求巨大但是又不敢花钱。
刘煜辉：中国现在一国的消费，只抵得上美国的加州。只有改变收入分配体系，家庭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国民财富有实质性的增长，内需起来，中国经济才能走上长期增长的道路。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困扰着改革者的决策，然而直到今天，这个话题仍然期待着答案。2010年中国将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弱势群体有望逐渐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当中。
夏学銮：在坚持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保障功能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就业得到保证，是解决问题最基本的要素。社会保障要分层次，将职业保障和基本保障结合起来。
2009年4月，酝酿了两年多的新医改方案顶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寒风启航。新医改“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 ”。对“看病难、看病贵”有着切肤之痛的人们，又燃起了新的期待。
王虎峰：很多政策都反映在了价格方面，但是单独价格又解决不了问题。要通过医院自身的改革，包括服务价格的调整和财政改革等等，从而建设一个新的机制。
这个词的本意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但从孙志刚到孙中界，一个令人悲哀的现状是，一些法制完善的背后付出的是一个公民个体的鲜血甚至牺牲。
蔡定剑：法律制度的缺失是政治制度的缺失造成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本末倒置的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个责任政府，一个为民的政府。以民为本，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009年，中央反腐的力度之强前所未见，一大批省部级高官应声落马；民间反腐情绪日益高涨，周久耕等腐败官员因网络曝光而锒铛入狱。站在2010年的反腐新起点，我们步履沉重但却坚定，民众有理由期待官员廉洁、政府自律。
林喆：我们现在很多贪官跑出去，还是工作不够细致，打草惊蛇了。他们往往利用很多地下通道，譬如与黑社会勾结，把人和钱一环一环弄出去。
这是30年中国经济腾飞背后，一个始终隐隐作痛的伤疤，更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发展模式所需面对的难题。而当下，中国的环保出路，只能依靠摸索，只能是从崎岖坎坷出发，走向远处。
要说10年后有啥希望，我希望能回到30年前。30年前，我还小，洪溪河也还是条河。那时两岸长着茂密的芦苇，河水是清的，还有抓不完的鱼虾。
当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自己准备好了在外交上更自信地发声，准备好了让世界分享崛起的成果了吗？与其让外界对中国强大起来后的追求做疑惑与猜想，不如自己积极求解外交大战略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阎学通：与20年前比，我国现在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不是缺少外国领导人访华，而是要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太多，接待不过来。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小康。但自从第一轮改革浪潮过后，农业、农村和农民却成了一个“问题”。农业集约化经营尽管已经在很多地区试水，但依然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们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首先最需要的或许还是思想解放。
李昌平：我总结一句话，就是要想让农民过上小康生活，就一定要农民组织化。在权力博弈中，他们也更有力量。现在农民像一盘散沙。
“不患寡而患不均”曾一直被认为是“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然而，到了2009年，当“被富裕”“被就业”等嘲弄充斥报刊、网络时，“共同富裕”是否能在10年后实现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周孝正：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邓小平讲过，政治体制不改，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成功。政治体制要改革就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然而，中国教育却似乎依然处在模糊的摸索阶段。一切以人为本。
王烽：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是最迫切、最关键的，但也是争议最大的。它上边联系到大学，下边联系到基础教育，是一个关键环节。中小学的择校现象，也跟统一招生的方式有关。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薄弱区域安徽的小岗村取得突破的，今天的互联网也就相当于政治民主建设的小岗村。除了网络平台和上访渠道外，我们希望中国的民意表达能更正规、更畅通、更自由发声。
周瑞金：我觉得未来十年，网络舆论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将起到了解社情、体察民意、吸取民智、消除民摩的作用。随着政治民主改革的推进，非正常上访问题会慢慢得到解决。
中国人在物质和技术上的进步令人惊异，但是，其精神世界却迷失在愈发广阔的讯息与残酷现实之中，丢失的国家气质如何在年轻人身上找补，继而令中国人精神得到传承？
张颐武：全世界都市青年们的生存状态都差不多，有数据显示一般人大学毕业后需要奋斗15～20年后才能“成家立业”，但许多年轻人自我期许的价值很高，挫败感促使他们需要在网络上寻找虚拟寄托。
当世界舆论热衷用“中国模式”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之时，中国却有点迷茫：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但事实上，如果中国模式做好了，就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郑永年： “摸着石头过河”并不表示中国没有模式，中国的方向和目标是很清楚的，只是具体怎么走需要摸索。中国模式因此不等于“中国道路”。
“一国两制”在澳门以及香港的成功实践，也使两岸和平统一的模式有了足以参考的实证。中国的崛起，已为两岸和平统一提供了客观条件及物质基础。但接下来的十年，挑战依然存在。
林昶：从各方面反映的信息看，台湾人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度不高，对大陆现有制度和发展的状况并不十分了解，这是现实。我认为两岸之间现在缺乏的还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