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进一步推进改革迫在眉睫
文/赵灵敏
新年伊始，除了上海姑娘逃饭的新闻之外，一篇名为《人民需要一场正信诚意的改革》的文章同样走红网络，该文表达了对改革倒退的担心，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恐怕没有人能否认，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机会多多，另一方面也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其具体表现就是有人总结出的“二十多”：交通事故多、诈骗绑架多、偷盗抢劫多、拐卖妇女儿童多、工伤与职业病多、卖淫嫖娼多、赌博行为多、行贿腐败多、买官卖官多、制假售假多、食品安全问题多、住房困难多、残疾人群多、讨钱要饭多、留守儿童多、孤寡老人多、“四二一”家庭多、无业可就多、低收入人群多、群体事件多。
面对道德底线不断下探的社会图景，有人痛心疾首地斥之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认为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上述现象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普遍现象，不足为奇，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问题会不治自愈，中国自然会由乱而治。
中国今天的问题，美国也曾经有过
在选择该相信哪一种判断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场导致美国由乱而治、被称为“二次建国”的进步运动：
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之首。工业化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衍生出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企业通过兼并形成托拉斯操纵市场，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官员结党营私，充当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特许状和工程承包合同赚取大笔灰色收入；矿难事故不断发生，女工和童工的工作环境令人忧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1896年的统计，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12%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社会骚动和阶级冲突频发。最有名的是1886年5月1日芝加哥21万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罢工，这成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
与此同时，美国的森林面积由内战前的8亿英亩锐减到1901年的不足2亿英亩，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在食品和药品的生产及销售方面，假冒伪劣现象严重。作家辛克莱的《屠场》一书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里的景象：食品仓库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一个连续加班的工人累的实在撑不住，掉进了煮肉的大锅中，被自动做成了香肠。美西战争期间，因为大量罐装肉制品都是变质食品，造成了数千美国士兵生病，成百人死亡。
触目惊心的社会矛盾使得这一时期也被后世史学家称为“严重不满时期”。而伴随着不满增长的，是美国社会进步力量的集结和行动：新闻记者发起“扒粪运动”，深入一线，揭发社会阴暗面。林肯·斯蒂芬斯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地的政治状况，最后发表了《城市的耻辱》一书，抨击官商勾结，揭露美国各地触目惊心的贫民窟现象。艾达·塔贝尔在1904年发表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一书，把洛克菲勒如何操纵市场、控制油价的做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美国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美孚的老板洛克菲勒就要求制定一部《全国公司法》，规范公司行为，授权联邦政府监督金融活动和企业帐户。老罗斯福总统在早餐时看到《屠场》一书，大叫一声跳起来，把盘中剩下的香肠用力抛出窗外，从此下定决心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改革。1902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15万煤矿人大罢工，要求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和缩工时。为了迫使矿主屈服，老罗斯福威胁说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政府将会没收煤矿。此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大量劳工立法相继出台；劳工部得以设立，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初见雏形。
同时，很多社会进步人士开始进入贫民窟，建立各种社会服务社，给社区的穷人提供课程、托儿所、单身妈妈收容站，教育母亲如何照料孩子，大力提倡禁酒。在他们看来，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经济体系和政治体制，还有个人。
显然，进步运动并不是由某一个单独的政党领导，由特定的社会阶层参加，发生在某个特定地区的改革运动。而是一场自发的社会运动，它广泛凝聚人们的改革共识，通过美国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努力，在几十年之内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基础。
由此观之，中国目前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乱象虽然让人痛心疾首，但并非人类历史上的孤例。不仅美国在进步运动之前有，翻看狄更斯的《双城记》和清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混乱和失序差不多是各国转型期的普遍现象。但是，这丝毫不能让人感到安慰，因为由乱而治的纠错能力却并不是普遍具备的。一个国家要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改变自己的命运，靠的不是运气和“船到桥头自然直”的盲目乐观，而必须要付出扎实甚至痛苦的努力。没有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很难有类似美国的进步运动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一场类似于美国当年那样的进步运动。然而，从各个层面看，中国当下并不具备产生进步运动的客观条件：
美国进步运动发起的前提是新闻记者对社会现状的揭露，“扒粪运动”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但目前中国媒体所享有的新闻自由非常有限，生存环境很逼仄，调查记者大量转型，新闻监督难以蔚然成风，纵然有个别丑闻被披露出来，也往往是虎头蛇尾，开始时声势浩大，最终却总是大事化小甚至不了了之，难以形成广泛深刻的公共讨论，更谈不上从根源上的纠错。于是，丑闻也只是丑闻而已，除了让人感到愤怒和无力之外，别无他用。
而在精英层面，也远未能形成超越个人和小团体既得利益的改革共识。洛克菲勒呼吁对托拉斯立法，巴菲特建议对富人多征税，麦凯恩提出法案加强对政治献金的规管，这些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出发、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的远见卓识，在中国的精英阶层里很难看到。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利益面前的寸步不让，对民众的巧取豪夺和“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不管不顾。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到官员财产申报，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惠及普通民众的改革措施，均在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下迟迟不能出台；而一些维护既得利益的措施却往往能在民众的抗议声中畅行无阻。精英道德水准的下降和“先天下之忧而忧”意识的淡漠，不但折损了自身的形象，也导致了改革的污名化和民众的激进。
至于致力于社会改革的非政府组织，同样在管控之下举步维艰。社会组织的登记名义上已经放开，但在实际运作之后，其处境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深圳市是全国最早开始改革并逐步扩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范围的城市，但近年陆续有多家NGO被强制要求关门，普遍的做法是：税务、安监、安防、社保、房管所、劳动监察大队、查户口的，先轮番上阵排查；然后原本相安无事甚至已经预收了半年房租的房东突然跳将出来，宁可毁约补偿，也要让NGO搬走。
因此，今天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触目惊心的问题本身，而是纠错能力的缺乏。而纠错能力的高低，恰恰是一个国家命运的分水岭。从主客观需要上看，进一步推进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但在现实层面，改革却在一些领域出现了倒退。走向“美国”或“拉美”，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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