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松
万通董事长冯仑在一篇《熟人之间的潜规则》的文章中讲,民营企业很多领导总有一个感觉:熟人多了好办事,要用熟人,用熟人可靠。但他算了一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用熟人实际上也不是都能赚钱的事,不一定用熟人就能给企业带来利益;另外,熟人通常不会给你个人带来很大利益,相反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成本上的过度支出,收入是递减的。
他举了个例子:你开车违规了,闯红灯了,被警察拦住了,警察是个熟人,他把你放了,第二次,又违规了,他又把你放了,你觉得有面子,又省了两个五十元的罚款,很开心,便请警察吃饭,一吃一喝花费肯定超过一百块钱,两人关系由一般熟人变成亲密熟人,甚至是家人那种。这时警察提出让他老婆到你公司上班,你只得答应,因为你不答应是不给他面子,答应了就是给他面子。你给他老婆发工资。上班三个月之后,警察兄弟打电话来了,说:“大哥你那公司咋管的,这么乱!媳妇回来见天跟我说,您好好管管您手下,不能老欺负我媳妇,她不就是没上大学嘛,没上大学也是人。”第二天你上班,被迫变法儿让人都知道她老公跟你是哥们儿。而这时你可能已经不开车,也不可能违章了。同时你也对这位警察媳妇不耐烦了,对警察说:“弟妹在这儿不舒服,干脆让她回家。这样吧,她不用上班,我每月给她开一千二,一年给她发两万四。”
冯仑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博弈,你花了钱,一年搭进两万四,还不好意思停这工资;最后钱花出去了,又早晚得罪了哥们儿。
冯仑说,“所以万通很早就提出生人原则,建立生人文化,另外还提出了担保制度,也就是说公司不主张用熟人,都用生人……公司现在的熟人已经降为不到百分之十,这在民营企业中已相当少了,不过按我的理想,应该一个都不要,全部都是生人才好。”
我觉得,冯仑说的既是真话,也不完全是真话。因为,在中国,不可能不用熟人。他举的例子,只是街头的交通警察。要换个人试一试会怎样呢?他要是公安局长呢?是银行行长呢?是市长、省长呢?不要说省长市长,就是他们的儿子女儿,拿多少钱供起来,大概都是值得的。有的时候,愁的是钱都送不到人家手上去呢。
冯仑说的警察故事,在我看来,至多是“交友不慎”。他也只能说自己公司内部,而不能说更多的。
很多时候,花在熟人头上的那些成本,换来的仍然是巨大的利益。否则中国早不是今天这样了。
总的来讲,中国还是资源短缺,特别是稀缺资源短缺。做房地产的,能不懂得这个道理?
人们现在活得很累,不拼命发展关系就不行。如果你的家族背景不硬,那么就要找同乡、同学了,再通过他们认识更高级的人。有的人到党校上学,学到什么无所谓,但是,最重要的是认识了人。
这造成“求人规律”成为支持中国社会结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大法则,短时间其实难以消除。
哪怕是第二大经济体,做什么事都要求人。熟人好办事。哪怕正常的程序,也会说,找个熟人吧,方便一些。比如到医院看病,没有熟人,有的诊断治疗你就得排队等两个月。
二0一三年三月八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周新生委员作《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的发言。这个发言做了三年了,但求人的状况并没有好转一些。许多地方好像更严重了。周委员的话值得重温:
他说,最近,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到,女儿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是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可不是吗?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求人的客体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
他说,在人们眼中,靠市场、靠政府、靠制度、靠法律不如靠关系,有了关系什么事均可变通,均可摆平,均可办到。
他指出,在这样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这种状况把人才的才华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关系学和钻营上,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关于求人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优质资源稀缺。试想当优质幼儿园、优质中小学资源丰富的时候,恐怕为此求人的人会少许多。另外,制度有漏洞,改革不到位,权力难监督,中国文化的糟粕。
有时西方攻击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就会说一句话:中国是法治社会。实际上,中国是人情社会。或者说,中国是利益社会。要不要找熟人,找什么样的熟人,要看有无利益、利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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