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伏地魔”之争，最初始于中国驻日大使刘晓明1月2日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将日本军国主义比作“伏地魔”的文章。1月6日，日本驻英大使林景一在同一份报纸上引经据典，力图反证中国才是“伏地魔”；1月8日，两位大使在BBC“背对背”进行了一场耐人寻味的“伏地魔考据之争”，将这场风波推向戏剧化的高潮。
英国并非唯一的“辩论台”，连日来，两国驻欧美各国大使、重要外交官在各自驻在国平台纷纷拿起笔，走上媒体平台，开始了不带“伏地魔”仨字的“伏地魔”之争，甚至远在“天涯海角”的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其《达喀尔太阳报》上也赫然出现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夏煌回顾日本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历史，提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文章，而日方的反击也只是时间问题——其首相安倍，正对莫桑比克、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等非洲三国，进行日本首相8年来的首次非洲访问。
不言而喻，中日双方在历史和现实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已出现泾渭分明、难以调和的原则性分歧，日本安倍内阁希望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正常国家化”，提出“防务新指针”，并试图以“中国威胁地区和平”作为推动这些政治目标的口实，而中国认定这些做法，是试图为日本侵略、殖民历史罪责翻案，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中国希望通过“搁置争议”、“和平协商”，探讨解决两国间围绕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而日本的“和平”和“现状”，则是力图让中国接受、让全世界相信，钓鱼岛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中日争端”，日本的主张是唯一的主张。这种原则分歧的难以调和是因，是“伏地魔”之争的根源所在，而大使、外交官们的唇枪舌剑之争，笔墨往还之辩，则不过是这种分歧的表象和折射。
中日两国都是爱好围棋的国度，懂得布大局、争外势的道理，“伏地魔”之争之所以遍地开花，且“分赛场”遍布欧亚非各要害国家的“眼球环节”，一是为了向尽可能多的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拿出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二是为了尽一切努力压制对方的声音，证伪对方的论点和论据，这些是“纲”，而“伏地魔”之类的比喻也好，流利的外文口语、雄健的词锋和笔力也罢，则不过是为把这“纲”高举起来，而必须张开的“目”。虽说是纲目并重，但毕竟纲是主，目是次，纲举而目张，倘无法让尽可能多的听众、观众迅速、充分理解和认同本方论点、论据，不认同对方论点、论据，即便费尽心思，训诂出“伏地魔”究竟是怎样一个“自古以来”，恐也是事倍功半。
公开场合下的辩论，说到底是辩给围观者，也即听众和观众们听的；在“非主非客”的第三方进行这样的辩论，目的就更是让这些原本中立无定见的围观者，愿意听、听得清、听得懂、听得全、听得进去你说的话，并得出你希望他们得出的感受、结论。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有流畅的驻在国语言，娴熟巧妙的演讲技巧，精妙的比喻，不过具备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执着于某个细节的口舌长短、言语高低，就更是舍本逐末的“跑题”行为。有条理、知分寸，该说即说，该止即止，以态度胜，是大胜；通过令人信服的论据、论证，让围观者相信彼此间具有共利、共识，相信本方的观点，也就是围观者自己的观点，则是完胜。相反，辩论对手并非真正要在这个场合“打倒”的目标，因为对方既然敢“打对台”，便认定了自己的那一套论点和逻辑，即便被噎到哑口无言，也是纵心服口也绝不会服的，以“击倒辩论对手”为目标，等于做无用功。
事实上中日之间的“国际外交论战”早自“钓鱼岛国有化”便开锣，迄今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应该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最初至少在欧美等地外交、舆论舞台，日方是占了一些便宜的。但自安倍不顾包括美国在内各方劝阻，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起，情况就发生逆转，对日方论点、逻辑不以为然的声音，在欧美媒体、公众间显著增多起来，个中奥妙，即在于参拜靖国神社意味着否定二战历史，否定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为二战胜利成果翻案，这种行为无疑触及欧美主流社会的“痛点”，且其谬也更容易被远离亚太的各国人士所察觉。简言之，此前中日“辩手”所论，在围观者看来，不过两家自己的“私人恩怨”，无关第三方听众、观众之痛痒；此番所争，却不再是“辩手”间的“私人问题”，而同样和他们自身利益、价值观息息相关。
明白了“辩论是说给围观者听的”这个道理，“伏地魔之争”该如何看待，不是一目了然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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