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杨俊峰
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草案，拟取消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中的死刑。这一动向显然值得称赞，并多少令人有点出乎意料。因为2010年对刑法上一次修订中，已取消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而且此次修正审议之前，虽学界一直在大力呼吁进一步限定死刑，但官方却并未明确透漏过风声。
然而，减少死刑却又遭遇社会舆论的反对之声。按理说，中国进一步大幅削减死刑极为必要。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欧洲和太平洋国家及加拿大都废除了死刑(即便古巴也将死刑的适用背景缩减到“战争时期叛国罪”)；即便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大多原则上限于故意杀人犯罪。相比之下，中国仍是世界死刑的绝对“大户”：与其他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位居世界榜首。
而且， 众所周知，死刑过多显然有违生命权保障，而生命权无疑是最基本的人权——死刑可谓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即便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死刑也绝非越多越好。例如，恰恰是因为人只有一次生命，因此死刑过多适用反而可能引发的后果是：一个人犯罪之后，会抱着“反正一死”的心态，无所忌惮地实施更严重的犯罪——所谓的“投名状”，其实就正是这一法律悖论的生动体现。而且，死刑的经济成本同样很高。死刑一旦执行其后果不可挽回。因此，为避冤杀就要设立极为严格、复杂的死刑适用机制。
此外，片面地重刑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引发更多问题。例如，在中国现有非暴力犯罪死刑罪行中，最常见、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集资诈骗罪。表面上，集资诈骗往往受害者众多且金额巨大，的确危害极大。但问题是，集资诈骗和民间集资之间其实往往存在着较大的模糊地带，而很难严格区分开来。这就导致实践中，集资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集资诈骗，通常取决于集资者最后能否还钱，这显然是不问主观过错的“客观归罪”，混淆了民事纠纷与犯罪的界限。
而且，这也成为地方政府推脱监管责任、平息受害者情绪而简单化地“借头一用”的工具。特别是，这在中国银行业被几家国有银行高度行政垄断的情况下、民营经济融资极为困难，而百姓手中的钱存入银行利息过低，而又缺乏其他靠谱的投资理财渠道的情况下，对集资行为仍保留并适用死刑，显然就既极不公平，又不利于经济发展。
而与之相比，官员腐败犯罪同样也属于经济类犯罪、按国际通行标准本也应废除，但由于民众对于腐败泛滥的憎恶而被保留。然而实践中，近些年来虽然官员贪腐数额不断刷新纪录，但因此而被判死刑的却几乎已经绝迹。
应该说，任何国家都不乏死刑的支持者，但像中国社会这样，一方面死刑适用的范围和数量如此之大，而另一方面反对减少死刑的声音又如此强烈，显然就更值得思考。对此，人们一般将其归咎于民众的文明程度不高。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又略显空泛。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人们之所以反对减少死刑，是因为死刑确实也有其“合理性”，例如：死刑被认为是对严重犯罪者应得的报应，是给受害者应有的抚慰和公道；死刑是吓阻潜在犯罪者、维护法律最有威力的武器，并可以一次性而又永久地将犯罪者隔绝于社会，成本低效率高等。
还必须看到，人们对刑罚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形势的决定。当社会上违法现象盛行，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的情况下，例如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人们自然会强烈要求严刑峻罚，包括更多适用死刑。由此而言，所谓的乱世用重典，其实并非没有道理。简言之，一个国家法治程度，其实决定着刑罚的文明程度；法治落实地越好，刑罚才能越文明和人性化，减少死刑也才会有更充分的民意基础。
此外，我国死刑的替代刑罚还存在严重不足。在中国的刑罚中，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罚与死刑的落差较大。现行刑罚中，有期徒刑15年，数罪并罚才20年，而无期徒刑也往往是执行两年后减为20年，都不足以惩罚、震慑严重的恶性犯罪行为。这说明，我国刑法在减少死刑上的立法准备还存在不足。
同时，刑罚执行程序公正性、严格性和透明性仍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例如，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环节，“猫腻”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权势者更容易钻法律的空子而逃脱应受到的法律惩罚；另外，媒体披露，高官罪犯也要比普通人犯罪的监狱条件要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减少死刑后罪犯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就再正常不过。这一问题在当前政府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就显得更为突出。这也再次说明，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政府的公信力，其实是决定刑罚轻重，包括死刑多少、存废的关键因素。
由上可见，减少不必要的死刑乃至彻底废除死刑虽是世界大势所趋，中国则更为必要。但就中国而言，要顺利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仅是社会大众文明观念的提升，而且更有赖于政府法治水平和公信力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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