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人性
巴尔的摩9月的一天，抽完了若干支烟的鲍尔·威利蒙(Beau Willimon)来到《纸牌屋》的拍摄现场。他留着络腮胡，头发乱蓬蓬地往后梳着，面色焦虑，好像正操心着一件国家大事。那是一场剧中主角、政治家弗朗西斯·安德伍德(Francis Underwood)与他的妻子克莱尔(Clair)走出房子，在户外草坪的讲台前对华盛顿记者团发表讲话的戏。这一集的导演朱迪·福斯特(Jodi Foster)正在安排所有的道具、演员和后勤，她有4.6万个细节需要思考和处理。对威利蒙来说，一季13集，意味着，他得操心的细节数还得乘以13，而他对每个细节都孜孜以求。2003年，他在荷华德·迪安(Howard Dean)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时，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与记者团打交道。他今年36岁，写过一部乔治·克鲁尼主演的电影剧本《总统杀局》(TheIdes of March)，得过奥斯卡提名。《纸牌屋》就是他这4年来的全部人生：他在巴尔的摩翠贝卡的一间写作室里不断写作、重写，偶尔打个盹，成果就是这部暗黑的政治剧。即便在美国这波愤世嫉俗加虚无主义的政治剧新浪潮中(同期还有《丑闻》和《国土安全》)，它也暗黑得出类拔萃。
片首，阴云袭来，笼罩住华盛顿的地标：国会山，白宫，华盛顿纪念碑，杜邦圈的使馆；黑夜降临波多马克河，桥上亮起夜灯……这组华盛顿掠影充满象征意味，仿佛要把现实世界的权力中心卷入令人压抑的、阴森森的黑暗中。剧情也的确如此：这部Netflix的美剧比福克斯的《美国人》更愤世嫉俗，比AMC的《行尸走肉》对人性更加悲观，比《丑闻》更精于权谋诡计。华盛顿贪婪，腐败，人性黑暗，弥漫欲望与野心，控制和背叛，与“好莱坞自由派”对国家政治的想象谋合。这与戏剧演员出身的主演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对华盛顿的观感相去也并不远。为了演这部片子，他跟着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thy)在国会待了一段时间，史派西得出的结论是，那里的政客“都是些演技拙劣的演员”。《纸牌屋》里，从南卡罗来纳小巷里走出的民主党党鞭弗朗西斯·安德伍德因没有获得许诺的国务卿职位，开始冷酷地追求权力和展开报复。第一季，他利用并睡了一个年轻的记者，把一个酗酒的议员拉下水，在利用完后诱使他自杀；用一篇大学时的右翼文章扳倒现任国务卿，用敲诈手段把自己的棋子安排到国务卿的位置上；与总统的商界密友斗智斗勇，登上副总统宝座。接着，在第二季里，他安排“自己人”接替党鞭，将调查议员死因的年轻记者推下火车轨道，引导总统夫妇秘密接受婚姻咨询，用与中国的商贸关系离间总统和国务卿，用能源危机离间总统和商界密友，接着爆出商界密友卷入中国商人洗钱并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向美国政治输送资金的丑闻；他利用总统的婚姻隐私，将丑闻的舆论矛头导向总统，总统被迫辞职(这段弹劾剧与克林顿时期两党与总统的关系很相似)，安德伍德当上总统。
在副总统就职典礼上，安德伍德对着镜头说：“大家对民主的评价过高，我不经任何选举就当了副总统”；还喜欢说“权力之路由虚伪和牺牲者铺就”，以及“爬到食物链顶端的人没有仁慈”，乃至“屠宰开始了”。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很欣赏林登·约翰逊强硬的执政和谈判风格，同为民主党自由派的安德伍德(虽然实际上他与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都没有密切联系，是个完全的权力现实主义者)身上有缔造了“伟大社会”的约翰逊总统的影子，与美国政治的现实若即若离，既相互并行，又背道而驰。在国会山做了多年政治记者的克里斯·尼尔森(Chris Nelson)告诉本刊，安德伍德还令他想起共和党党鞭汤姆·德雷(Tom Delay)的形象，“他非常危险，有点精神错乱，总觉得自己是来履行上帝使命的，反对他你就是有罪。但哪怕是德雷，也远比不上安德伍德，更不可能会有谋杀。安德伍德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有一点是与现实政治准确对应的：“权力关系——白宫，国会，两党，媒介，权力外围的游说集团，金钱，它所联结起来的商界，以及如何玩转这种关系。”
在现实的权力关系框架下，威利蒙要创造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人性。在他的写作室里，大部分的对话不是围绕着如何解开一场复杂的阴谋展开的，而是对人物角色反复的斟酌。威利蒙不断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她要那么做？动机是什么？无论有多少诡计和背叛，这部政治剧归根结底，探索的是人物角色，其驱动力是人性。安德伍德与妻子克莱尔的关系构成了故事的主轴，克莱尔这个充满了麦克白式邪恶感的枕边人，成了美剧中最有魅力的女性角色，还为扮演她的罗宾·怀特(Robin Wright)赢得了金球奖。权力，成了威利蒙迷恋的非常个人化的表达和欲求：婚姻中、办公室中、生活中、政治圈中无所不在的权力。2012年美国大选期间，由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诞生，商界巨额的游说资金涌入华盛顿；一场接一场的筹款晚宴不断创造筹款数额的纪录。“每个人都想获得接触权力的通道。”熟悉华盛顿政治运作的人都这样告诉我。而每个来到华盛顿的人，“都曾怀揣理想主义。但还是有不少人逐渐忘却了初衷，热衷追求权力”。尼尔森说，这种随年龄渐长的愤世嫉俗在1999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中体现得更适度一些，也很受民主党自由派喜爱。
与原著作者迈克尔·道布斯(Michael Dobbs)相似，威利蒙也有过参政的经历，虽然这种经历与身为英国贵族、政治上更资深成熟，也更世故的道布斯相比，也许要肤浅一些。但道布斯告诉本刊，他对威利蒙的改编非常满意，“才华横溢，极好”。美版《纸牌屋》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家大多都曾在‘二战’中打过仗，担任政治要职时都已高龄，现在的美国政治家大多大学毕业，年纪轻轻”。威利蒙曾在2003年亲历过总统竞选，那时他才26岁。他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安在艾奥瓦州的一次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失态，那声“迪安尖叫”就此断送了他为竞选做出的所有努力。这件事很深地影响了威利蒙对政治的看法。“我们未能用有效的进攻来做出回应。当时我们想，对这件事要做冷处理，这相当于说，那些抓住这点诋毁我们的人，没有能力影响我们。但事实上，因为没有及时做出回应，这件事最终的结局是，权力被没收。”威利蒙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他开始思考这件事：“这就像我站在街角，等了15分钟，想招辆出租车。一辆车停下来，我刚想钻进去，另一个人赶在我前面抢了先。那一刻我有很多种选择：我可以打开车门，把那个人拽出来；我可以猛敲车玻璃窗，做个威胁的表情，但放他走；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闷在自己的愤怒里；我还可以超级忍，让他们走，反正还有下一辆。”这种交易非常吸引威利蒙，在他看来，这就是伟大戏剧的灵魂所在：“出租车事件中，谁是掌握权力的一方？我是否因为没被这件事惹恼而更有权力？还是那个抢车的人更有权力，因为我让他插了队？当你把它搬上政治舞台时，那就要动真格的下赌注了。”“迪安尖叫”让威利蒙开始探索个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正是在霍华德·迪安的总统梦破灭的讲台上，诞生了美国版《纸牌屋》里安德伍德版马基雅维利的主动进攻型政治哲学：如何在那种脆弱的时刻反击、包抄，智胜那些试图定义和打败你的人，这是安德伍德一刻不停思考的问题。《纸牌屋》中贯穿了这样的“安德伍德式”权力模式：抓住对方弱点和把柄，了解对方欲求，谈判，主动提供好处，要求做出某种放弃，否则以弱点威逼，达成交易；如此纵横捭阖，有时围魏救赵，有时联曹攻吴，随时扫清障碍，冷酷无情，精确算计，每个人都成为他棋局里的一步棋。
威利蒙对人性与权力关系的沉醉，使他的角色行为时常超越制度的法律框架：把未公开的法案交给记者，通过华盛顿警察局长抹掉议员的醉驾和招妓记录，谋杀或诱使他人自杀……安德伍德这样“反英雄”的反派角色在权力阶梯上的步步攀爬，引起了一些不安，到第二季结束时，他已经爬到了美国总统的位置上。哪怕怀疑和批判政治权力是好莱坞自由派的一贯传统，但让一个邪恶的角色登上总统的宝座，还是暗黑得太离经叛道，挑战了愤世嫉俗的底线，其虚无主义的透彻悲观，也有悖好莱坞一直宣扬的美国式乐观主义。第三季应该让这个角色倾覆消亡，最终让有道德感的人来统治，回归到邪不胜正的主旋律上，还是让他继续壮大，按照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力逻辑，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颠覆民主的信念？至少后一种如此挑战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结局，还没有过先例。
危机时代的政治剧
《纸牌屋》的戏剧时空与现实时空基本是重合的，它构建了一个与奥巴马政府若即若离的平行简化版政治世界：同样是一位民主党总统，相似的政策议题(剧中是教育改革和福利改革，奥巴马是医疗改革和就业法案)，同样的自由民主党进步诉求(剧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民主党自由派亦主张财政扩张)，同样面临政府关门的财政赤字危机，同步发展的中美关系和日本问题。有趣的是，剧中事件的发展走向与现实时常背道而驰：现实中的两大党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即使在预算赤字的悬崖边，共和党与民主党人也无法达成任何妥协，哪怕让政府关门，也不愿意踩下刹车；民主自由派的进步主义政策议题，如奥巴马医改，举步维艰；社区人权律师出身的奥巴马，有温和的魅力，平易近人，道德上无可指摘，却更像个人权律师而不是政治家，不具备比尔·克林顿那样高超娴熟的政治技巧，也不具备林登·约翰逊那样的强硬手腕，白宫和国会山效率低下。而在剧中，安德伍德可谓无所不能，虽然是个无情的权谋家，但却能秉持实用主义，随时做出妥协，高效地赢得了两党共识，通过了很多法案，做了很多实事。
《纸牌屋》能够脱颖而出，正因威利蒙对人性和权力的着迷，恰好契合了公众对当下政治的集体印象。1999年，阿伦·索尔金(Aaron Sorkin)的电视剧《白宫群英》就像是对克林顿第二任期民主党自由派的大声抗议，索尔金虚构的美国政府，由充满道德正义感的自由派总统领导，麾下则是尽心尽责的干练官僚，与现实中背离了自由派政治原则、深陷性丑闻、即将面临弹劾的克林顿政府平行对立。《白宫群英》为被克林顿性丑闻所困扰、陷入公共道德危机感的大众提供了想象的、可以信任的政治领袖。《纸牌屋》则相反。威利蒙想象出来的充满权力欲望和权谋手腕的反派总统，与现实中的奥巴马截然对立：安德伍德散发着不可遏制的野心，完全不把道德原则当回事，手段老辣，残忍无情，却很高效，总能把事情搞定；奥巴马则温文尔雅，理想主义，有道德情怀，却缺少那种捕食者的进攻性和世故的手腕，缺乏决断，易受攻击，倒像是被安德伍德搞下台的虚弱总统。安德伍德的夫人克莱尔则更像希拉里·克林顿，野心勃勃，强硬干练，辅佐丈夫事业，为达目的同样不择手段，这与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形象完全不同：米歇尔也是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对创造历史的钟情胜过对权力的欲望，时刻提醒奥巴马忠于民主自由派的道德原则，不喜欢政治斗争，与白宫的关系时常处在紧张状态。
想象世界的政治通过和娱乐业的联姻，与民众发生了比现实政治还密切的对话：网络视频Netflix的用户有3300万，《纸牌屋》的收视率极高，社交媒体的好评率63%，名人推荐无数；这与人们对现实政治越来越漠不关心，选举投票率不断降低，奥巴马政府民意测验得分不断下降对比鲜明。也正因如此，平行时空里的想象的政治与现实政治发生了奇妙的交汇：2012年12月，距离第二季开播还有两个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高科技公司座谈会上，一位观众主动去找Netflix的老板瑞德·海斯廷斯，半开玩笑地提出希望能提前看到第二季。这位观众就是奥巴马。他半开玩笑地感慨，要是现在的华盛顿真的像《纸牌屋》里那样有效率就好了，“凯文·史派西办成了很多事”。无论作为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还是作为副总统，安德伍德都显示出在施政和立法进程中的执行力，而这正是争斗白热化、矛盾不可调和的两大党所缺乏的。由于茶党的崛起和共和党内温和派的式微，共和党把阻止奥巴马再次当选作为奥巴马第一任期的首要任务，导致了白宫与国会没能在任何重大国家事务上达成共识，从医改法案、就业法案、移民改革、环境保护到枪支控制，奥巴马在瘫痪的国会前动弹不得，更是在2011年的“债务上限”与2012年的“财政悬崖”中僵持不前，最终因预算谈判破裂而关闭了联邦政府。正如凯文·史派西所言：“在国会效率低下的时候，美国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派系林立却又非常有效的国会，这事非常有意思。”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心态上有种霸权衰落的失落感，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有几分相似。美国需要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变革型总统，完成金融、福利、财政等领域的重大改革。但华盛顿的人一致告诉我，奥巴马不是这样的总统。
好莱坞娱乐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大众与精英政治的鸿沟，它甚至引发了现实世界严肃的政治讨论，与现实政治发生了交集与互动。但电影、电视还是把迎合大众口味摆在了严肃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之前。《纸牌屋》里的安德伍德最终还是更像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三世，而不是美国总统，其中的丑闻暗杀和政治虚无主义，也让华盛顿的现实政治家很不舒服。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凯文·麦卡锡就取笑《纸牌屋》的情节荒诞无稽，他说：“如果我能谋杀同僚，那就不用每天为推动议案发愁了。”但它的确比白宫更有效地征服了大众的情感：在华盛顿无休止的僵局外，人们渴望一位能把事情搞定的实干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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