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2014年度对外援助白皮书》，其中透露，自2010至2012年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援助金(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893.4亿元人民币，其中近一半受援国为非洲国家。白皮书称，非洲各国共接受中国对外援助资金144.1亿美元，尚不包括人员和其它援助。
一些中国人对此表示不解甚至不快，理由是“中国穷人还很多，不应该在非洲乱花钱”、“对非援助是花钱买虚面子”，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头说起。
中国对非援助始于1956年，大规模展开则在上世纪60年代。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中国对外援助8原则：(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权要求和享受。这8项原则的提出，使刚刚挣脱殖民枷锁、百废待兴的非洲各国得以在不牺牲主权、尊严和国家利益前提下，获得急需的经济、军事支持。文革”期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非但未停滞，反倒进入高潮，几个著名的大项目都是在70年代建成的。
这一阶段的援助特点是紧密配合政治和外交战略需要，绝大多数援建项目的实施主要从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无条件国际主义出发，以政治利益和政治效果为优先考虑，经济效果则忽略不计。许多国内外学者指出，中国在自己相当困难的前提下对非洲进行长期、大量无偿援助，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地位和威望，争得了影响，打破了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战略。但不可否认，这种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无私援助”不符合经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所无法长期支持的，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片面从政治出发，“划线”、逼站队，使许多受援国左右为难，影响了援助的效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中国开始反思对非援助摊子大、花钱多、效益差的局面，原先“无私合作”的理念被“互利合作”的务实态度所取代，中国总理1982年访问非洲11国时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的援非四项原则，自此中国采取管理合作、代管经营、租赁经营等方式，巩固老项目，慎重对待新项目的上马；1995年下半年，又对援外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变原先的无偿援助为主为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此后中国对非援助一度趋于低迷，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开始步入发展快车道，对非援助才进入新的高速增长时期。
新时期的中国对非援助，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互补”基础上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赠与”，而是一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关系。
中国和非洲存在独特的互补关系：一方面，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制造业，需要大量能源、矿产和其它自然资源，庞大的制造业产品、产能和大量的资金，又需要稳定、开放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非洲各国经济严重依赖资源出口，本身则资源丰富，而制造业的匮乏需要输入门类齐全、价格可以负担的工业品，落后的基础设施则需要借助外力兴建，方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后劲。中国所有正是非洲所需，反之亦然，不仅如此，中国对非援助还可有效提升非洲资源开采、运输效率，改善非洲市场购买力，这些同样会反作用于中国自身。
正是这种相互需要的“互补关系”，让中非双方在改革开放至今的20多年里共同获益。1950年，中非贸易总额仅有1200万美元，2000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自2000-2009年，中非贸易总额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3年达2103亿美元，是1965年的近2000倍，2000年的21倍多，自2009年起，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按照IMF的计算，中非合作对非洲发展的贡献度，如今已高达20%。不仅如此，和出口欧美成熟市场普遍存在的低利润率和“退税依赖”不同，对非出口的利润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准。
可以说，倘没有非洲这个“外挂”，中国经济、尤其“世界工厂”的加工经济，很难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熬过欧美工业化国家需求大幅下降的冲击，产能过剩、开工不足，将导致地方经济遭受重压，大量蓝领工人丧失工作，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治安后果；倘没有非洲这个“外挂”，中国在能源、原材料来源上，就会受到更多的制约，从而大大提高经济运行的成本。而非洲“外挂”的“启动泵”和“润滑剂”，正是雪中送炭般的对外援助，没有这些援助，基础设施匮乏、流动资金短缺的非洲各国经济，就很难一下子“转”起来。
即便撇开对非援助的政治回报和国际义务不谈，仅就经济回报而言，已不愧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中最高效、回报最多最直接的项目。
非洲是最晚迈向工业化的大洲，也是人口结构最年轻的大洲，而中国则正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红利枯竭的发展瓶颈，双方在未来的合作、发展中如何继续维持这种互利互补的关系，如何继续确保对非援助的高效、高回报，如何避免重蹈历史某些阶段确实出现过的“政治挂帅”、不顾实际、好大喜功，需要彼此间更多的探索、努力和智慧，而如何让其它外援目标、项目也获得同样的价值和回报，则是值得有关方面认真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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