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都有一种主导力量存在，这是保证国家有序发展的基本条件。目前世界国家主导力量无非几种：政治力量，法的力量，宗教力量，兼而有之的混合力量。
一、如何看权力与权力碎片化
西方国家的主导力量突出在法的权威和完善的社会运行机制，伊斯兰国家宗教更具权威性，至少政治权力要借助宗教力量，目前的埃及国家动荡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特点。在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是政治力量，至少过去很长时间里是这样。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是政治制度基础上由政治权力主导社会运行。
当一个国家的主导力量失效后，各种力量自成体系、自行运作，到这时国家权力就会碎片化。具体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地方力量或利益集团坐大，以至于尾大不掉，这时中央权力失效。苏联、南斯拉夫等一些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中国周代的周天子，其权力无法进入大小封国也是这样。为什么清朝削藩？重在解决地方权力削弱中央权力。另一种情况，制度设计之初就限制中央集权，美国采取联邦制就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分享。再一种情况，一种制度模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模式和权力运行方式转变，过程中因脱节导致政治权力弱化。
权力碎片化在不同社会产生的作用和结果迥然不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制度是依据权力的受授关系，作了“政治权力碎片化”设计，包括“三权分立”、中央国家与地方的权力分享、私权与公权严格规范和限制，加上与之相吻合的理论和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结果成为民众的价值观，这种“政治权力碎片化”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运行秩序。在中国，由于封建主义文化底版、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并存，从而导致剧烈冲撞，由此制约政治权力的科学化进程。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国家，坚守“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理念，再加上没有宗教传统和法治进程缓慢，因而必然高度依赖政治权力。又是由于对政治权力的高度依赖，一旦出现政治权力断裂，必导致权力真空和社会运行失序。实际上，处于体制机制转型的中国，或者说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的当代中国，不仅存在政治权力碎片化和可能，甚至说已经存在着政治权力碎片化的问题。其表现之一，要求“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运行的经济乃至体育活动，实际过程中总难反映出政治的强力。上一届政府十年九次调控房价，调一次升一次。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指令已经不再是“拖”字诀或阳奉阴违，而是干脆“不执行”。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二、什么原因影响和导致中国政治权力碎片化
第一，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影响和解构着政治权力。任何一种权力的形成和发展，都源于时代和一定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世界就以“二元对歭”区分两个阶级，划分两大阵营。实际上，此前世界上发生的热战和冷战基本奠基于该理论。正是由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政治力量走向巅峰。冷战结束后，世界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博弈与文明的冲突迁移，没有了制度对抗下的敌人，支撑政治斗争，激发政治力量的基础逐渐瓦解，这时不管如何“讲政治”，都不可能产生从前那么一种政治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也必然对政治权力产生影响。党的转型是时代发展之必然，如果是从初衷和自身发展讲，不必然解构政治权力，但由于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发生变化，故而力量随之变化。比如，革命时期的政治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多多的”，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执政状态下必须遵循政治伦理。又由于执政过程中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且“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那么政治力量的发挥空间必定压缩，结果是政治权力被解构。
第二，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改变影响和解构着政治权力。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对政治本身的理解差异很大，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过：“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这说明美国人把政治和国家予以区分。在中国无法区分政治与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高度依赖政治力量的国家，史实不必罗列，因为“文革”强调“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历历在目，尤其当下中国一再强调的就是“讲政治”，为了保持政治力量，有时不惜以其解构其他社会和经济规律与规则。比如法院判案要考虑政治需要，发展经济要考虑“国有”比重，等等。即使这样，市场经济注定削弱甚至解构政治权力。就像阶级斗争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同时结合了卢梭的契约理论和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这些理论天生限制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集权。既然我们接受了市场经济，也就很难避免上层建筑同时受影响，这一点早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阐明。为什么国家住建部与各个城市住房信息联网的意图未果？因为政治调节力已为利益分解。换个角度分析，在一个结构严密的社会，在单位决定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的社会，政治权力最容易推行，如果自由职业者成为重要群体，政治权力必然回到体制内，因此调节社会的力量弱化。
第三，大众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变化解构着政治权力。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其他权力，运行过程中都不能脱离人这一主体，换言之，除了特殊环境制约，更多情况下反映于权力运行主体的价值观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民众已经由感恩心理化作纳税人心态，处在前一种状态下，民众自觉接受政治权力的安排，“文革”时期就出现了“传达领袖指示不过夜”，进入后一种状态，政治权力只能为民众服务，并且党和政府向“服务型”转变。这决定了过去的政治权力运行方式断无继续之可能。再加上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比如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远离崇高”、“恶搞英雄”、“走下神坛”的政治上的反动，结果长期建构的精神大厦几近垮掉。这些都对政治权力产生冲击。
第四，政治权力的自我解构和重组。这一点主要就政治文明演进与传统政治权力存在一定矛盾而言，或者从自我扬弃的角度而言。以上一篇文章中提及的领袖权力为例，由于以往领袖拥有特殊的成长环境和规律，比如战争与创业就为领袖提供了建立权威的舞台或条件，而有了权威政治权力就因人而放大，那时人们口中说的和心里想的都是拥护和紧跟，今天即使讲同样的话，也往往需要打上个问号——是真心的吗？团结到领袖的周围需要动力，这个动力如果是政治信仰，现在已经部分坍塌，如果是价值观，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如果是个人的魅力或强人政治，而今天恰恰是权威丧失的时代，如果这些都不是，就只剩下一个利益关系，这就需要建立与此相一致的契约关系，形成新的政治伦理，目前我们尚未从理论上启动这一工程。在强化领袖权威上，我们需要把握一些规律和根本变化，其中极为重要的政治领袖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毛泽东犯过错误，并且是严重错误，但毛泽东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还是理论家。邓小平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但不是理论家，此后的领导人都是政治家，很难再成为思想家和理论家。为什么？毛泽东除了个人的资质，很重要的是有充分的时间和艳福的革命实践来打造，他领导革命和执政长达半个世纪，再加上他所处的时代是创造的时代，主观客观条件都支持他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否则就会被淘汰，也就是说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就不是毛泽东，而是其他某一个人领导人。邓小平除了个人的资质，同样处在一个创造的时代，他只能承担，如果没有政治家的勇气、胆识，没有思想家的思想突破，历史就不会选择他，即使选择了他也只能是过渡人物，而不会在中国历史上留深深烙印。从时间上看他也有足够条件，从成为中央五大书记进入权力中心算起，他也获得了长达数十年的锤炼，政治生涯中出现的三起三落又是难得的政治营养。之后的领导人从时间上看10年任期决定着锻造期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就不是政治创造的时代，今天已经进入稳定发展期，再者现代政治对政治家的要求很具体实在，过去领袖可以较长时间静下来思考，今天的领袖几天不见面就会产生社会影响，如此等等，都影响着政治领袖的权威，进而削弱政治权力。是否说政治领袖不能再伟大起来？当然不是，中国处于转型期、跃升期，同时是矛盾暴发期，处理得好就是伟大的政治家，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进入执政党，需要理论上的巨大突破，如果能够支持一批思想家产生，同时善于借助思想家的思想实现有效执政，也一定会在历史上下深深烙印。简言之，今天的政治领袖虽然不必再追求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集于一身，但仍然有巨大的发挥空间，尤其当才智集中于一点后更是这样。
三、避免和扭转中国政治权力碎片化的前提条件是理论突破
实际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根本内容就是旧权威解构、旧规则失效，新规则和新权威形成，其间最大的差异是有的国家和社会顺利转型，有的出现了错位。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尽管原因有许多，未能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关键。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中国避免西亚北非社会动荡和政治权力更替。
实际上，中国这样的大国，要保证有效运转，必须做到政权归一，并且是奠基于法治，这一切又一定不能离开党强有力的领导。我们再看一下西方权力运行的内在本质，为什么笔者在前文中将西方国家政治权力碎片化引入括号？意在表明，西方国家政治权力表面碎片其实整体而有力。诚然，西方世界天生担心政治权力过重，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建国会议开了155天，讨论的重点是分权和集权问题。美国总统管不了州长，奥巴马到加州视察灾情还要征求州长的意见，其政府甚至因为联邦债务上限在国会迟迟不能达成一致几乎关门，目前的底特律市就面临破产。既然这样，为什么其国家和社会运行并没有却步，他们还以强有力的步伐前进，同时操控世界？就是因为权力虽然分割，但形成了与这种权力运行的文化和价值观，并且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产生于强大的理论支持。
所以，我们在完善制度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制度机制，更应当发展理论，只有拥有强大理论支撑的政治制度设计，才敢言获得了坚实基础，才会有效运行，否则仅仅不理解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也会异化设计出的制度。其实，包括目前所有饱受攻击的问题都可以讲清，都能够找到理论支撑。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统一的制度和权力运行模式，因为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当我们通过科学设计，做到“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同时做到“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便实现了消除腐败，消除利益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因而也就满足了群众的迫切要求，这时自然不存在一定套用他人的制度模式。
这里的问题在于，理论突破依靠理论工作者的创造，而创造需要宽容和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以固化的模子套体制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后发展起来的只能是解读和诠释能力，而非创新能力。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发表批宪政的文章，万言中三千言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这看似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肢解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这已经成为必然解决的难以超越又必须超越的瓶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