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埃及过渡当局针对聚集在开罗及郊区3座广场、支持兄弟会及7月3日被推翻穆尔西政府的示威者发动“清场”，造成严重伤亡，过渡当局称，“清场”第一日死亡人数高达525人，而兄弟会支持者所发布的伤亡数据中，最高的已达死2200人、伤逾万人这样恐怖的数据。
“清场”前一天，过渡政府的后台老板、“7.3”事件推翻兄弟会的真正推手——埃及军方刚刚策划了地方行政长官的重大人事更迭，更换了全部27名省长中的25名，人事更迭后，军方、警方背景的省长总数，竟达到23+2人，其中不乏跨越穆巴拉克时代的争议性人物，一时间给人以“回到从前”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军方的做法不过是亦步亦趋、照猫画虎，兄弟会政权被推翻的导火索之一，正是不顾各方反对，强行让11名亲兄弟会、亲原教旨的省长上台，其中甚至包括个别外国人质绑架案的涉案者。不能不说，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信号，甚至比“清场”本身还要危险，因为这似乎给人一种强烈暗示，即埃及政坛已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我之生即汝之灭”的“死循环”，两大政治主角中任何一方一旦掌握政权，就势必对另一方穷追猛打，而另一方一旦成功翻盘，也注定会另起炉灶重洗牌，并对失势一方穷追猛打，兄弟会借助军方当选后不到一月就拿军官团高层开刀，利用议会优势地位强行集权、修宪，利用强行集权的成果改变地方政府人事，甚至力图干预军方人事安排是如此，军方借助反兄弟会各派积怨“倒灶”后的步步紧逼，直至大打出手，又何尝不是如此？
8月15日，也即“清场”后第二天，过渡当局宣布在开罗、吉萨、亚历山大、贝尼苏埃夫、明亚、艾斯尤特、索哈杰、布海拉、北西奈、南西奈、苏伊士和伊斯梅里亚省实施自19时至次日早6时的宵禁，在全国范围实施为期至少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一时间埃及恍惚回到了穆巴拉克时代，1981年实施、2012年5月才结束的紧急状态又重新面世，其间间隔不过15个月，实在是莫大的讽刺。正如法国《世界报》文章所评论的，当埃及政治僵局迟迟无法打破，街头政治成为常态，社会生活始终无法恢复正常时，以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和内政部长易卜拉欣为代表的军方和亲军方核心势力，冒着“恢复穆巴拉克时代”之讥，选择了“安全第一”的优先次序，而让自由和民主成了最大牺牲品。
“清场”只能将兄弟会的支持者驱离三座广场，却无法将他们驱逐出埃及社会，更不用说将他们的思想“清剿”出埃及政治生活了。“清场”前，兄弟会就摆出“只要不承认‘7.3’事件为军事政变、推翻穆尔西政府为非法，不恢复被推翻政府职能就不妥协”的姿态，清场后更将之定性为“大屠杀”，号召信徒“走上街头、粉碎血腥军事政变”。很显然，“民选执政”和“民选政府”被推翻，是兄弟会分量最重的政治本钱，而“大屠杀受害者”的政治定位则对他们最为有利，他们势必会死守这两条底线，提出“复职”、“惩凶”两大诉求，不达目的不会轻易退让。
“清场”也将军方逼到不容妥协的地步：“应人民呼声推翻兄弟会政府”是其行动合法性的基本背书，而“迫不得已才动武”和“不得不恢复社会安定”则已成为其自辩的标准台词。“7.3”推翻兄弟会政府和“8.14”清场的“正当性”，是其不容退让的底线，一旦退让，在埃及政治“死循环”中势必陷入灭顶之灾。由于过渡政府的孱弱和缺乏群众基础，本欲做“无形魔手”的军方，已在无可奈何中做了“有形血手”，恐也因此势成骑虎，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下去。
“7.3”事件中，埃及几乎所有非兄弟会的政治势力都站到了兄弟会对立面，但随着事态发展，其阵营已发生分化：代表温和伊斯兰势力、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影响力巨大的爱资哈尔清真寺谴责“清场”和暴力，其领袖、大伊玛目阿赫迈德。塔伊布称清场所用手段“是埃及人闻所未闻的”，同时称自己“是看了新闻才知道‘清场’”；比兄弟会更原教旨的派系、亲沙特的萨拉菲光明党，早在7月8日开罗共和国卫队军营门前血案发生后，就和军方拉开了距离，且游离于军方主导的“政治过渡路线图”之外，他们所希望的，是既享受推翻兄弟会专权的成果，又避免沾染镇压兄弟会的血腥，“清场”前这两派提出“解散过渡政府，由军方授权‘伊斯兰政治力量’组建没有穆尔西内阁阁员参与的新过渡政府”的斡旋建议，这一建议的实质，是让军方为自己火中取栗，从兄弟会手中为自己夺取执政权。
“7.3”事件后，势力单薄、自知在埃及选举游戏中万难出头的世俗民主派、自由派，以及因人数劣势和宗教受歧视而惟恐原教旨得势的科普特基督徒站在了军方一边，他们中的主流，也是此次支持“清场”最坚定的。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和军方的政治诉求、目标并不一致，但在目前的埃及政治氛围中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两害相权取其轻。至于“清场”后便辞职的副总统巴拉迪，其在埃及选民中苍白的认知度，和后穆巴拉克时代两年多来朝秦暮楚、为“过渡政府负责人”虚位不惜不断改换门庭的风格，以及此次短暂担任副总统后“连花瓶也做不好”的实际表现，恐会严重制约其未来的政治前途——尽管仍有一些外国人执拗地看好他。
至于被俗称“广场派”的“四月六日运动”等左翼工团主义者，他们在两年多来几乎任何一次反体制广场运动中，都充当急先锋，但无一例外被胜利者在最后关头甩在广场上，无可奈何地充当“永远的反对派”，不论埃及政局如何改变，他们恐怕都会这么一次又一次地“反对”下去。
“清场”血案发生后，国际社会普遍对暴力和流血予以谴责，但耐人寻味的是，除了铁杆支持兄弟会的卡塔尔，和“阿拉伯之春”的最大鼓吹者土耳其，以及在埃及影响力聊胜于无的非洲联盟，其它各国、各国际组织仅仅谴责暴力、流血，而或明或暗地拒绝附和兄弟会“政变”、“大屠杀”的定性，更避而不谈兄弟会“恢复民选政府职能”的诉求。8月15日在马萨诸塞州度假地匆匆发表基调讲话的奥巴马虽然大谈“强烈谴责”，谴责的却是“各方在事件中的暴力行为”，非但未定性“军事政变”(这意味着不会切断对军方的每年13亿美元援助)，甚至没直接点军方的名，取消埃美联合军演这样的“惩罚”与其说是惩罚，毋宁说是默许。
欧美各国(尤其和埃及利害攸关、和埃及“尼罗河之春”渊源深厚的美国)所期望的，是埃及通过民选，选出一个符合自己利益、意愿的世俗政府，但在埃及的社会情态下，其结果却不可避免地变成让他们并不喜欢、更不放心的兄弟会上台，这就造成了他们既不能支持军方(等于鼓励屠杀和反对自己所推崇的民主)，又不能支持兄弟会(等于支持原教旨势力，和默认这些原教旨势力以民主手段上台后再推行集权和排斥异己)的尴尬。他们所能做的，要么是象征性地制裁一番后，无可奈何地默认军方作为，要么是通过施加压力迫使军方同意提前结束过渡期，组织又一次“一人一票”的选举。
然则即便是看似最理想的后一种前景，在当前埃及政治“死循环”中也势必只能意味着这派或那派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以及过去一年中轮回的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