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向文革受害者道歉，让人感叹中国迎来了一个忏悔的夏天。
这是迟来的忏悔，无数受害者已经听不到了。但迟来的忏悔毕竟还是忏悔。更何况，即便是这样的忏悔，已经来之不易。毕竟，关于文革，“为什么不忏悔”这样的叩问太久了。
这样的忏悔之夏，让我想到一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可是，春风在哪里，风在往哪个方向吹，到底有多大的力度，我其实有些迷乱不清。
我在想，这一场关于文革的忏悔，应该源于是人性与制度的共鸣。只是，给我的感觉，更多还是在凸显个体人性的忏悔，而看不到太多制度力量的驱动。而且，这样个体忏悔，也仍然需要梳理与引导。
在这一场忏悔风潮中，最能打动人心的，莫过于山东老人刘伯勤的道歉。他在刊物上公开发表道歉函，称“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让很多人为之嗟叹。
类似刊文向文革受害人道歉的，还有河北邯郸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宋继超还这样吁呼，“伤害过人的朋友，让我们道歉、忏悔吧，不只是为了自己心安，还为了能直面子孙、直面历史。”他觉得，这件事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
忏悔的确多是意味着结束，因为忏悔多会迎来宽容。事实上，这些道歉者与忏悔者现在也都是在一片激赏的目光注视下。的确，多年如同梦魇的煎熬应该结束，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才能真正前途无量。所以，我也愿意看到接下来能够延续这样忏悔的夏天，让人心在秋天收获到更多温良、真诚与勇气。
在宗教情境下，最能让人感受到忏悔的含义。忏，为人原谅；悔，是自陈其罪。中国人普遍过着没有宗教的人生，对于忏悔的理解，更多时候还是视为担心因果报应，害怕遭遇惩罚的脱罪之举，这实际上就弱化了忏悔应有价值。
忏悔不是简单的个体脱罪，更不是因为惧怕报应的个体救赎。真正的忏悔早已超脱恐惧，对世道人心有了深刻的领悟。也就是说，忏悔的意义不能简单体现在个体内心层面，还应该形成更为广泛的时代共鸣。世界上最伟大的忏悔者，如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他们的精神力量最大的体现，就是驱动一种在国家政治语境下的集体忏悔、反思甚至于改进。改进人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制度变革。
那么，中国这场忏悔之夏能够带来什么？《南方都市报》日前发表社论称，这场迟到的文革忏悔是在为民族清“毒素”，现在应该以真相换和解，为这种深入的讨论与反省尽可能地创造更宽松的社会氛围，是国家与国民共担的责任，义不容辞。
在我看来，一句道歉，一声忏悔，换来一语嗟叹，一次宽容，都还远谈不上真正的和解。关于文革的忏悔，不是要在坦诚其罪之后，获得对方原谅，然后自我释怀后，于是欣慰地声称，终于结束了，可以画上句号。真正的忏悔有可以带来行动的，是应该体现在对人性伦理、公民精神、公共秩序、权力体制等等问题的重塑与重建之上的。
没有这样的行动辐射，我们民族依然无法改变人格人性被权力捆绑轻易发生扭曲变异的历史困局，依然无法彻底走出文革造成精神陷入集体偏执分裂的现实难题。
所以，忏悔只是开始。接下来，个体要有更大勇气说出文革的真相，就不要掉入对人性与制度的选择性记忆中；国家也应该提供更好的话语环境，为人们真正理解“革命”的真相与专制的罪恶，铺设更为开放的空间平台。
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就是要从让人们拥有更多忏悔的自由。只有更加自由的忏悔才能实现对历史真正的救赎。真正的自由，也从来都不是停留在个体层面，而应深入到体制深处，放眼于国家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