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一条摩根大通银行因雇用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而受到美国有关部门调查的消息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大型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招募官富二代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其着眼点无非是官富二代们比其它条件相同的同龄人拥有更多的人脉等类资源可以利用，即使不寻求非分手段和非分利益，这一优势也已经足以使得官富二代们的业绩更容易脱颖而出。须知，即使是在西方大国中最强调个人奋斗传统的美国，大多数富豪也不是白手起家。在1968年出版的《富豪和超级富豪》一书中，积研究美国主要财阀数十年之力的美国学者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就指出了这一点，而且特意指出，与一般的设想相反，发明家享有巨大收入的只是属于极少数；今天，这一点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无论是沃伦·巴菲特，还是其好友比尔·盖茨，家族背景都对其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以下情况下，大型企业优先招募官富二代的倾向会更加突出：
——发达经济体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欠发达经济体的子公司。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来自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比东道国本土企业占有多方面优势，有能力支付高于东道国本土企业水平的薪酬，从而对逐利的官富二代们形成强有力的诱惑。同时，作为外资企业，他们也比本土企业更需要在东道国市场的“带路人”乃至“靠山”。正因为如此，新进入的外资企业常常愿意与东道国合作伙伴合资，不惜付出暂时与别人分享控制权的代价，等数年后熟悉了解了环境，方才寻求改为独资企业；至于招募几个官富二代，那就更不用说了。
——投资银行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行业又有“关系银行业”之称，即使在美欧，长期以来也都是世家大族把持，其高管们还因此得到了“白鞋”银行家的别称，因为这些世代豪门子弟们平时普遍生活在一尘不染的环境里，喜好穿白色皮鞋，而不像那些要出苦力到处奔波的人那样更喜欢耐脏的黑色皮鞋。
身为官富二代本身并不是什么“原罪”，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家庭熏陶和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条件，如果父母能督促他们努力学习，许多官富二代常常能表现出比普通人家同龄人更开阔的眼界、更好的成绩，我对此有切身感受。古今中外历史上文化科技名人中官富二代不乏其人，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兄弟就是标准的官N代；印度文豪泰戈尔家族本是英属印度殖民地最早投身近代工业的民族资本家大户，地位好似中国民国时期的荣氏家族；……倘若对官富二代一概投以过分苛刻的眼光，从而浪费这样可贵的智力资源，对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实属不利。他们就是从商，只要是在合法范围内活动，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去赢得更好业绩，其实也无可厚非。我们不能用不切实际的苛刻标准去约束官员，逼得优秀人才不愿从政，让庸人掌握权力对社会发展并无好处。
问题是某些官富二代从商时会寻求采用非分手段，攫取非分利益。特别是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如果东道国社会环境扭曲，他们招募官富二代的目的常常也是扭曲的，他们也比东道国本土企业更有能力为自己招募的官富二代家族在海外隐藏非分收益，从而降低东窗事发的风险。当初，中国草甘膦在阿根廷遭遇反倾销，关键原因就是孟山都公司高薪聘请了时任阿根廷经济部长的公子，通过这位公子说动父亲对中国草甘膦发动反倾销，以维护孟山都公司在阿根廷市场的垄断地位，却让阿根廷农民承受更高的成本。对这类现象加以抨击和防范，自是理所当然。特别是在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全世界代际公平程度最高的国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成为中国人的治家格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尤为强调社会平等公正，国民心理对这类现象的容忍度更低，政府防范跨国公司招募使用官富二代中“猫腻”的任务相应也就更重。
有鉴于此，我们没有必要禁止在华外资企业聘用官富二代，但我们需要加强落实党政干部相关纪律，达到一定级别的党政干部在职期间，子弟家属应规避在其主管领域从业，严格执行党政干部个人事项申报登记制度。做到这些，我们就无需太担心跨国公司的官富二代们扭曲市场秩序牟取灰色利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