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
一段时间来，平面媒体和网络空间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热点——反思“文革”者与袒护“文革”者的拉锯战或攻防战。再具体一点，有人通过向受害者道歉或忏悔来抨击“文革”，另有人通过置疑道歉和忏悔者的人格来维护“文革”、美化“文革”。对于道歉与忏悔者的勇气，这里不再复评，但对于接力式道歉和忏悔，则有必要指明其动因和特点，一方面属于整个民族在觉醒，尤其先行者开始从净化灵魂和提升人文品质上入手，争取有所作为。这其中不仅仅是讲的道歉和忏悔者，更主要的是社会内在动力与精英力量的引导推动。道理很简单，只有勇敢者才能做到揭开自己的疮疤让人看，只有走向理性者才能超越自我为整个国家民族和政党的历史负责去担当，哪怕是道义责任。另一个方面也是更直接更主要的方面，则是现实针对性，即连续几人以自己的罪错揭示“文革”对民族带来的伤害，借以达到遏制“文革”回潮的目的。
我们不能危言耸听，认定二次“文革”既将到来，但相对于“文革”刚刚结束时的举国欢腾，乃至之后很多年人们对“文革”的厌恶，再到今天出现了较为强劲的美化和怀念“文革”的思潮，就不能不给人恍若隔世之感，亦或“文革”已现咸鱼翻身之势。比如，官方虽不直接挑明，但从只言片语中已经让人感觉到对“文革”态度上的微妙变化，至少有暧昧之嫌。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一段时间来媒体刊出一些带有“文革”遗风的以扣帽子打棍子为特征的所谓理论文章，就折射出值得思考，并引发重视的动向。至于涌动于民间的赞美“文革”、怀念“文革”，甚至希望再来一次“文革”思潮，更有逐步扩大之势。
如此便提出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为什么被彻底否定的“文革”出现复活迹象，已经和正在影响着当代人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为什么饱受“文革”蹂躏者也态度逆转，以至于薄熙来在重庆作为已显浓厚“文革”思维，乃赢得很多追随者？诸如此类。可以断言，不能弄清现象背后的成因，进而施以有效对策，“文革”就不会远离我们，“文革”之风就会一直飘荡在我们周围。
简单梳理，笔者认为给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文革”，之所以出现回潮之势，有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严重的精神危机把官方和民间的目光都引向“文革”。因为世界政治生态的迫使等多方面的原因，“文革”虽然后来走向极端，但确实高度张扬了人的精神，以至于激情燃烧而让穷得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人们，仍然狂热地参与到阶级斗争的洪流，参与到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革命输出。今天，随着冷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旧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被打破，新的精神力量的生长点尚未挖掘出来，出现了脱节或断层，结果就是精神力量的真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政党不可能强大，一个没有精神力量支撑的民族走不远。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寻找新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过程中或因惯性思维，或因无力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和源泉，一些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们有意无意向“左”转。这几乎是宿命，对此笔者已经在此前的《“格瓦拉困境”与中国共产党转型》中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至于社会大众中出现相当一批人热捧“文革”，原因并不复杂，比如说怀旧心理、逆反心理，等等。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严重的精神迷茫，人们几乎都在为精神无所依附而痛苦，为灵魂找不到归宿而彷徨和恐惧。此外就是民族喜剧心态——多大苦难都可以喜剧化——一笑了之。到这时原本令人笑也凄清，乐也悲怆的“文革”故事，因心态变化而被美化成了喜剧，至少是悲喜剧。
其二，严重的难以治愈的腐败让人们误认为非“文革”式群众运动不能奏效。对于“文革”过程中有没有腐败及其腐败特点，笔者在此前的博文中已经作出较多阐述，这里只强调一点，消除腐败并非群众运动所能完成的使命和任务，因为中国式腐败并不仅仅源于掌握公权力者，同时还有广大民众的成因，也就是有了群众参与才变得难以根治。从文化和价值观上讲，中国有着丰厚的产生腐败的文化和土壤，很多人骂腐败并不是价值观使然，而是别人腐败自己没有机会腐败导致心理失衡，很多人在台下时骂台上的人腐败，一旦某一天自己也登上了台，有机会搞腐败时，毫不犹豫去腐败。过去还有一个59现象，也就是退休之前捞一把，现在已是29现象，一上台就开干。至于贪官也骂腐败，除了作秀，就是迷失于腐败，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正在腐败，还有因自己没有别人那么腐败而失落的原因。试想这种文化心理和价值观下，我们能够通过群众运动来消除腐败吗？即使出现阶段性成效，能够稳定和持久吗？显然是困难的。所以，治腐必须遵循规律，必须实现官民良性互动，二者任何一方都不能独立完成，出现反向运动更不能解决。再就是学一学西方人的契约精神，在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转变思维，以契约、妥协换取各自让步，避免重走革命的老路，导致新一个轮回。
其三，严重的分配不公和阶层板结让许多人产生“文革”平均主义更美好的幻觉。当下中国的分配严重失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前天媒体还披露中石油处级干部年薪25万，普通职工3万，悬殊8倍之巨。同样，银行等垄断行业较其他行业收入高几倍十几倍，早已不是新鲜事。这种因制度而来的因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的分配差距，很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至于严重的阶层板结导致平民子弟难有晋身之阶，也已经演化为新的“读书无用论”。换言之，当大众皆认为社会优质资源，甚至大多数资源，被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后，就会愤怒，又会因愤怒而丧失理性判断力。这一点放到当代，结合一般心理分析，则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既然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开始追求精神享受，那么大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必高度提升，社会现实与之出现落差，必导致痛苦。这也是经济条件越改善，大众的痛苦指数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由于“文革”时期虽然物资贫乏，但很多人认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很高，社会公平度很高，平民子弟不靠关系也可有晋身之机，对此，越是平民或曰弱势阶层，这种认识越强烈，加上平民毕竟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于是一种相互感染的舆论氛围和气场开始形成。
综上，笔者认为“文革”回潮其实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要避免二次“文革”，只能大力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以改革来消除矛盾和问题。这已经成为不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