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的实践表明，学分制是一项扩大学生选择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制度，可为何我国大学实行学分制改革，却遭到家长和学生的反对呢？”一名记者在采访山东最近推出的按学分收费改革后，这样问我。他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家长都不赞成学分制，认为这只是学校变着法儿提高学费。
如果一项“教育改革”的结果，就是老百姓要掏更多的钱，那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改革，而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谋求教育利益。遗憾的是，分析我国的教育改革，几乎全是这种性质，“教改”之后，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增加；受教育者的权利没有增加，反而被削弱。
拿学分制改革来说，真正意义的学分制改革，应该是给学生自主选择课程的自由，学生读完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实行这样的学分制，首先，需要给予学生选择课程、教师、授课时间的权利，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结合对课程质量和老师上课水平的判断，选择课程、选择教师、选择授课时间，通过学生选择课程、教师，迫使学校、教师重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其次需要学校增设课程，扩大学生的课程选择空间，目前，我国高校的必修课太多，占到80%以上，就是给学生选择权，也无法选择；再次，调整传统的学籍管理、助学服务和就业服务措施，实行学分制后，学生的求学年限会发生变化，有学生3年毕业，有学生则可6、7年毕业，如果还按学年对学籍进行管理，按学年将学生纳入助学计划、就业计划，那么，即便有学分制，最后还是学年学分制。
我国大学最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行学分制改革，但观察已经实行学分制的高校，几乎全部是学年学分制。除了给每门课程给予一定学分、按学分收费之外，学校的课程体系、授课模式、学籍管理方式全部和学年制时一样。所谓学分制改革，留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按学分收取学费改革。
为何会如此？这是因为如果实行真正的学分制改革，意味着学校必须增加投入，同时放权给学生，把学校在教学管理中的强势主导角色，变为被学生选择的角色。这样的改革，有多少学校愿意干？——完全是吃力不讨好。而借学分制改革之名，提高学费标准，而不增设课程、不改革传统的管理模式，这却是某些办学者所喜好的。在“改革”就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导时，真正意义的改革很难发生，我国很多教育改革从良好的“初衷”走到反面，根源就在这里。
那么，怎样才能让学校既增加投入加强课程建设，又放权给学生，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呢？这需要关注三方面。
其一，整个高等教育有无市场竞争机制？美国高校之所以推行学分制，设置众多课程，供学生选择，不是学校省得花成本，而是高等教育制度使然。由于美国大学入学实行申请入学制度、教育培养实行自由转学制度，整个制度已经给学生选择学校的权利，那么，如果学校办学质量不高、教育服务落后，学生就可以不选择这所学校，就是选择了，也可随时抛弃。面对激烈的竞争，学校只有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改善教育服务上下工夫。学分制就是一种选择。
可我国却没有建立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学生在高考时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进大学之后，无论对学校、专业有多不满，也很难申请转学(除非选择退学)，在这种高度计划的管理制度中，学校办学是无需对学生负责的，办学成为生意，改革变为牟利，与此紧密相关。
其二，学校的办学决策有无公众参与渠道？现在，有不少家长质疑按学分收费改革，可是，他们的意见却无法纳入决策程序。而在美国，大学实行理事会(董事会)治理，其中，理事会的成员来源广泛，还包括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会人士，对于学校的重大改革，理事会拥有决策权，而在决策时，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社会人士，就会代表各自群体的利益，表达意见。像只有提高收费，而无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服务改善的决策，是难以通过理事会决策的。
我国学校的办学决策，基本上是行政决策，由行政领导拍板，师生、家长甚至在政策出台前，连知情权也没有，近年来，有关部门规定，制订教育政策要公开听取意见，可是意见听不听取、听取哪些意见，还是由行政部门说了算。最终制订的政策，体现的往往是行政部门的意图，而不是更好地服务受教育者、老百姓。
其三，学校内有无学生自治？在现代大学中，学生自治，是重要的办学力量，学生自治组织有权参与学校办学管理、决策，并维护学生的权利不受侵犯。像学分制改革这样与学生利益直接相关的改革，必须听取学生的意见，得到学生的同意，如果学生不同意，就很难出台政策并实施。但观察我国大学，学生会机构的自治色彩很淡，反而变为学校行政的附庸。
以上三方面因素，适合分析我国任何“教育改革”的变异，比如大学生缴费上学改革没提高教育质量反而增加学生负担、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只剩下学费改革、大学自主招生改革增加学生焦虑等等。如此看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公众参与教育决策的机制和学生自治机制，没有这些基本的机制，管理者、办学者嘴中口口声声的改革，都可能不是改革，而是伪改革和反改革——真正的改革，是以扩大学生的教育选择权，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公平为目标，如果背离这一目标，无疑就是假借改革口号的反改革——而这也正是梳理政府、学校、办学者、受教育者权责关系的过程。不难发现，其本质也要求政府部门和学校行政放权。于是，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个：如何让政府部门和学校行政放权？
以笔者之见，我国必须依照教改规划纲要确定的改革精神，重新构建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基于现代学校制度，推进学校民主管理。只有从制度框架上，制约政府部门、学校行政的权力，让公众、师生有改革话语权，才能让教育改革，具有真正的改革色彩，而不是变为谋取教育利益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