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南京工业大学举行新生开学典礼，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黄维语出惊人，他不太赞同“钱学森之问”，他认为，当前的中国与世界交流与全球接轨的能力和基础条件已经具备，10年之后，像诺贝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应该属于常态。(南京日报9月30日)
在今年诺奖即将颁发时，黄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无疑找准了“关注点”，也确实“语出惊人”，只是遗憾的是，在场的学生，没有一个站起来对此提出质疑——黄校长称，“我是一个习惯于批判性和发散性思维模式的典型，看问题也许稍微前瞻和宏观。”那么，他也应该是允许学生有批判性思维的。我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技类奖项，与这种关起门来夜郎自大不无关系。
黄校长所列理由，归纳起来，无非有三，一是我国已成科研投入大国，科研投入已仅次于美国；二是我国科研论文，数量已经世界第二；三是大学排名，有较大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Symonds)新近公布的报告表明，近五年，中国大陆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数量已经增加了一倍。在笔者看来，这三条理由都无法说明中国科研创新能力增强，反过来，这些恰恰表明我国正走在一条急功近利的学术和教育发展道路上：大笔的科研投入，换来的只是大量无用的论文，以及在某些排行榜上好看的位次。我国的教育和学术，异化为功利教育、功利学术。
论文数能代表科研创新能力吗？世界第二的论文数，就能代表世界第二的科研实力吗？我国能有如此多的论文，与整个社会的“论文情结”有关，评职称、晋升都有论文要求，因此做学术研究，变为了撰写论文，甚至撰写论文、发表论文已形成论文生意。在成堆的论文中，大家已忘掉静下来地做真正有价值的学术。
论文引用率应该可以代表论文的价值了吧？这要看引用率是怎样来的，近年来，针对我国大量论文“零引用”，一些大学和学术机构提出引用率新指标，对此，早有学者指出，中国论文的引用率会很快位居世界前列，因为在中国没有搞不上去的数据，为提高论文引用率，可以发动同事互引，还可花钱请他人引用。——别人的引用率是按学术原则自然发生的，而我国论文的引用率是在利益原则基础上弄高的。
至于大学排名，国内大学选择的只是排名好看的排行榜，对于国内高校排名不理想的排行榜，则视而不见。另外，大学排行榜只是一家社会机构，按自己的排名指标进行的排名，只具有一方面的参考价值，可我国大学现在为提高大学排行榜排名，关注能尽快提高“名次”的科研数据，却忽视基本的人才培养，把自己变为排行榜的大学。
毋庸置疑，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学术研究的规模在过去10多年中，取得快速发展，这也被很多大学校长称为发展最快的10年，但这并非教育和学术发展最好的10年，规模、数量发展甚至以牺牲质量、教育与学术规则为代价。近年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高发，本来，作为一校校长，应该针对教育和学术中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可校长非但没有反思，却陶醉于取得的“成绩”，还标榜自己有批判性思维，不知这批判性思维从何而来？
我国教育必须从规模发展转向质量提升，从自我陶醉转向深刻反思，这就需要推进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和现代科研制度，如果不改革教育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继续在原有制度框架下，走规模发展路线，我国的教育学术只会在自我感觉良好中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只会培育庞大的教育和学术利益集团，花大笔科研投入收获大堆学术垃圾，无法培养拔尖人才，也无法产生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性科研成果。所谓获诺奖成常态，只是白日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