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纪念堂。
应该是1980年的春夏之交。
当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要由所在单位组织，个人是不能去的。我就读的西绒线胡同小学曾组织过一些同学和老师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要经过选拔，可以说，这是一项荣誉。每次每班只有一两个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有机会去。后来，有一个同学没经过学校，好像是家长带着她直接就去参观了。我对这种由老师说了算的选拔方式很不满，就给《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我在信里表达了希望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愿望，同时认为学校的做法不合适，因为大家都热爱毛主席，都想去参观，凭什么只让少数人去。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班主任张老师突然问大家，谁没参观过毛主席纪念堂，举手！班里刷刷刷举起一片。
于是学校通知我们五年级没参观过毛主席纪念堂的同学们一起去参观。无论学习成绩如何，全去。这出乎所有人意料，身边的同学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改了章程。我隐隐地感觉到可能是我写给知心姐姐的信起作用了。
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是一件大事。学校很重视，对着装提出具体要求，就是白色长袖衬衫，蓝色长裤，白色球鞋。这也是当时我们出席各种活动的常礼服。偏偏这时我没有白球鞋。我的班主任张老师话里有话地说，你不是最想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吗？怎么会没有白球鞋？他的话让我进一步确认我写给知心姐姐的信起了作用，但是对于解决我没有白球鞋的问题毫无帮助。说完他就不搭理我了。我站在教室前面，心都凉了，看来这次又没戏了。
这时，一个叫富红的女生举手说，她有一双白球鞋可以借给我。于是老师让我和她一起回家取白球鞋。
我们的家都在学校附近，走路也就几分钟。我俩跑着很快就拿到白球鞋了。在这以前我对富红印象一般，觉得她的学习成绩还不如我呢，也去参观过毛主席纪念堂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她很善良，乐于助人。
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没有和我们一起去参观。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我们正处在小升初最较劲的阶段，升学考试前的复习很紧张，因此他留下来带领这次不去参观的同学们继续复习。事后我才知道，我们年级的老师大都对我有意见，觉得参观耽误了半天复习时间。
参观要等很长时间。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的时候，我们只能蹲在地上休息。这时带队的惠老师领着一个挎着一个扩音喇叭的中年男人走到我的面前，指着我说，就是他！中年男人笑眯眯地看了看我，没说话就走了。
这下我完全肯定这次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机会。这个经历使我对新闻媒体影响社会生活的能力留下深刻认识，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朦胧的愿望，长大以后做一个记者。
六年以后，我结识了《中国少年报》的徐国静、孙云晓等业界前辈，我问过他们：1980年是谁在编知心姐姐栏目？他们回答都是一样的：那是一个栏目组，大家同时处理读者来信……于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清楚是哪位编辑处理的我的来信，而他又是怎么处理的。
参观的过程很短。当时离毛主席去世仅三年多，在大家的概念里，应该带着悲痛的心情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这种心理暗示让整个参观过程显得很压抑，有同学事后说当时差点哭出来。
毛主席去世时，我们上小学二年级，曾大哭了一场。当接到通知说在下午集体收听重要广播时，大家就有不良的预感。当广播里传出哀乐，如同发了信号弹，教室里顿时哭声一片。
坐在我身后的一位女同学王芳，她和借我白球鞋的富红住一个院，一直在大声哭泣。临近放学时，她捅我的后背，我回头看她，她指着自己的眼睛问我，肿不肿？我们小时候戴牙套的极少，王芳是班里唯一一个戴牙套的同学。听说后来她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另外一个女生张红一直在啜泣，直到我们放学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也没有停止。她一定是哭着回家的。那哭声让人听着就觉得伤心。也不是所有人都哭，一个姓洪的男同学就没哭，他用不解又无奈的目光四下里看着痛哭的同学们。他很快就不在我们班上学而转去学京剧了。他确实有一道洪亮的嗓子。
在这种事先预定的悲伤而又压抑的气氛中参观，我甚至不敢多看几眼仰卧在鲜花翠柏中的毛主席遗体，只是觉得毛主席遗体不如电影里的形象高大伟岸。
我们是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的，参观完后，又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来。但是我们身前身后的成年人就不一样了，还没走出纪念堂队伍就散了。我们对此很气愤。
走出纪念堂后，我们却突然不知道是应该继续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回学校去——我们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很近，走着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还是就地解散了。因为老师反复嘱咐我们参观完了以后一定要赶回学校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而我们很多人都不想回学校，只想解散了玩。
结果是有人回校复习，有人就去玩了。
上初中后学校又组织了一次参观，还是事先统计谁去过谁没去过。我作为极少去过的人，在同学们惊讶羡慕的目光中竟然产生了一些优越感。不久以后，普通人凭身份证就可以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了，这点优越感也就没有了。
